關於鴻雁觀《帝國最後的榮耀》有感大綱

“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這是出自萬曆皇帝的《抗倭詔》。這也是大明帝國的寫照。

我一直很佩服明朝，作爲唯一一個是由南方統一北方的朝代，唯一一個克服地緣向北擴展，打的蒙古遠遁至西伯利亞，唯一一個不割地不和親不賠款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朝代。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年）五月，日本“大閣王”豐臣秀吉發兵入侵朝鮮，氣焰甚囂塵上。他們攻入王京，“毀墳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庫，蕩然一空，八道幾盡沒，旦夕且渡鴨綠江”。朝鮮“請援之使，絡繹於途”。明神宗召集廷議，認爲“朝鮮屬國，爲我藩籬”，是“必爭之地”。當年七月，明朝就派出了第一支援朝抗倭的軍隊，反應不可謂不速。然而這一仗竟接連打了將近七年，其間起伏跌宕，曲曲折折。不過最終的結果是“諸倭揚帆盡歸”， 明神宗“御門受俘”，明朝總算贏了。東北亞又回到了原來的秩序。

然而歷代文人政客以及很多當代史學研究者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萬曆三大徵拖垮了明朝，尤其是這場朝鮮戰爭，評價更是不堪。這種說法究其根源，起於萬曆年間“爭國本”事件中的朝臣及文人之手。

只是中國古代文人論政，少有以數據說話的，多以動機和道德爲本。事實上，即使大略地去探究一下當時的財政數據，就可以很清楚地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這次朝鮮戰爭，說起來歷時七年，看着好象時間很長，其實這七年時間裏，並非是一直在打仗的，在朝鮮的部隊，也不是一直有那麼多。其中絕大部分時間，雙方是在對峙和談判。

自一五九二年壬辰倭亂起，到六月祖承訓率數千明軍入朝，七月戰敗回國，十二月李如鬆才率大軍再次入朝。次年李如鬆飛軍直下三千里，收復了朝鮮三都。然而這次入朝的總兵力僅三萬八千餘人，哪怕到後來劉綎等援軍入朝後，兵力也才四萬出頭。但李如鬆隨即就於八月率三萬多明軍陸續撤出朝鮮，僅餘數千明軍駐留朝鮮。期間真正的作戰時間，僅九個月。

再後來就得到一五九七年二月的.丁酉再亂時，明朝才第二次大規模出軍，這次規模比較大，但總動員人數也不過十餘萬，時間也僅一年，次年秋，朝鮮戰爭徹底結束。 當年讀《明朝那些事兒》的時候，便發現原來當年的明朝是何等強大，一改往日對明朝皇帝昏庸無能的印象。或許真如那些所說，明朝亡於黨爭，亡於言禍。

而後想想，似乎不因言獲罪，與而今也有些相似。那些在網上的公知，似乎不罵政府就無法體現其價值。無論國家做了什麼都能挑出國祚衰亡的徵兆。那些人真有氣節骨氣麼，或許明朝那些最後的言官就給了我們一些很好的啓示：在外敵來到腳下之前高喊寧死不降，死戰到底，而最後卻有不少轉頭就喊主子吉祥。相比之下，那些被言官們大書昏庸的皇帝與社稷共存亡。縱使是南明，也有與國通命運的勇氣。這也是中華民族的血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並不喜歡清朝，更不喜歡被如今各類影視誇得天下無雙的康雍乾三朝。我所希望，我所願望看見的是我們這些爲了國家崛起，爲了國家安定的血性漢子。 就如那些禦敵於國門之外的英雄們，常記心間。

最後，我想貼上萬歷皇帝的《抗倭詔》：

朕纘承洪緒，統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惡，普欲包荒。屬者東夷小丑平秀吉，猥以下隸，敢發難端，竊據商封，役屬諸島。遂興薦食之志，窺我內附之邦，伊歧對馬之間，鯨鯢四起，樂浪玄菟之境，鋒鏑交加，君臣逋亡，人民離散，馳章告急，請兵往援。

朕念朝鮮，世稱恭順，適遭困厄，豈宜坐視，若使弱者不扶，誰其懷德，強者逃罰，誰其畏威。況東方爲肩臂之藩，則此賊亦門庭之寇，遏沮定亂，在予一人。於是少命偏師，第加薄伐。平壤一戰，已褫驕魂，而賊負固，多端陽順陰逆，求本伺影，故作乞憐。冊使未還，兇威復扇。朕洞知狡狀，獨斷於心。乃發郡國羽林之材，無吝金錢勇爵之賞，必盡弁服，用澄海波。

仰賴天地鴻庥，宗社陰騭，神降之罰，賊殞其魁，而王師水陸並驅，正奇互用，爰分四路，並協一心，焚其芻糧，薄其巢穴。外援悉斷，內計無之。於是同惡就殲，羣酋宵遁，舳艫付於烈火，海水沸騰，戈甲積於高山，氛浸淨掃，雖百年僑居之寇，舉一旦盪滌靡遺。鴻雁來歸，箕子之提封如故，熊羆振旅，漢家之德威播聞，除所獲首功，封爲京觀，仍檻致平正秀等六十一人，棄屍稿街，傳首天下，永垂凶逆之鑑戒，大泄神人之憤心。

於戲，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茲用佈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予非得已之心，識予不敢赦之意。毋越厥志而幹顯罰，各守分義以享太平。

凡我文武內外大小臣工，尚宜潔自愛民，奉公體國，以消萌釁，以導禎祥。更念彤力殫財，爲日已久，嘉與休息，正惟此時，諸因東征加派錢糧，一切盡令所司除豁，務爲存撫，勿事煩苛，諮爾多方，宜悉朕意。

將中華民族的血性，埋入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