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

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籤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羣牧司判官(這個職位暫時沒有確切的史料作爲佐證，似有不實。)，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爲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爲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羣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爲，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爲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爲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併、便趨農爲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爲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爲，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爲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爲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爲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兼併，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於覆滅的事實爲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羣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於黃巾，唐亡於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託於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於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的病故，王安石於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鬱然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