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棣視野中的現代詩是怎樣的

常常有人問我，詩人（或者詩歌）的性質究竟是什麼？

說到詩人的工作性質，我是這樣想的，詩歌就是用風格去消解歷史，用差異去分化歷史，以便讓我們知道還可能存在着另外的生存面貌。詩歌由於自身的文化特徵，它專注於描繪人的形象的可能性，探尋豐富的生命意識；這樣的工作很少很和歷史保持一致，而由於歷史自身專斷的特性，詩歌便在文化的政治意義上成爲“歷史的異端”。（ 臧棣：《假如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在寫些什麼……》《山花》第八期。）

詩歌發展到如今，現代詩的個人化風格尤其明顯，那麼究竟這種個人風格給歷史或者生命帶來了什麼？我們一直在探討摸索中（或者答案早已隱藏在我們心中）。

現代詩歌的寫作，與其說是全面地摧毀現存的語言系統，不如說是對現存的語言系統的巧妙的周旋、適度的偏移和機警的消解以期爲它自身特殊的感受力尋找到一個話語的寄存處。

臧棣認爲詩歌是一種“慢”，要慢慢的溶解現實的硬殼，把詩歌的精華一分一分地取出來，慢慢地比喻，甚至不惜把比喻的形象過程和比喻時寫作者的心裏狀態也展現給閱讀者和他本人。

諸如當代詩人趙嘉音的《羨仙記》：“踏歌行舟/擷一抹桃花染頰/心出明媚，則起華彩/

你不早不遲/恰巧在//隨你，桃也夭夭/步丈，天涯/煮人間煙火/飲流年”。節奏慢，詩意慢，這是就是“慢”的溶解最佳詮釋。

在新詩的語言的理解上，有一個重大的偏差，就是隻看詩的語言對時代、對歷史的呼應能力，而絕少想到詩的語言的根本性的任務在於重塑我們的生存面貌。

因爲詩歌是對人類生命中的“原始力量”進行“戰鬥”的產物。從人類學的角度看，詩歌顯示的是“人類主體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

在另一種層面上，我現在意識到，詩歌所依賴的最本質的東西並不是個人經驗；當然，也不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集體經驗，而是一種爲人類所獨有的生命意識，榮格曾稱之爲“集體無意識”。

從寫作的角度看，詩的語言，在本質上是一種大師現象。也就是說，詩的語言是一種大師的語言。這裏，“大師”可以指特定時代的某個天才的詩人，也可以指一種獨特的文學能力。

再如趙嘉音的《文字的意義》：“點燃人間一道光/燙穿淚水/刺響背離的吻/諂媚節日禮花/翻閱所有事物包裹的意義/直到愛開始萌芽/以吻，以攀爬，以生長/以祝福，以蛻變，以進化/愛他人如自己”。這些文字詩句以及趙嘉音獨創的“鳶尾”標題（趙嘉音的鳶尾獨創對現代詩的意義在此暫且不談）使得具備了大師的語言的氣勢，甚至說用文字去歸納詮釋“文字的意義”本身就是一種大師的氣魄。

在我看來，現代詩基本上是浪漫主義的現象。現代詩的想象力的核心是對抗工業文明背後的工具理性主義。從這個角度看，浪漫主義反映的是現代性的一種自我矛盾。我自己的想法是，浪漫主義在今天依然可以作爲一種詩歌的.祕密語境出現。對詩歌寫作而言，浪漫主義依然可以體現爲一種源泉，同時，它也可以是一種語境。

當詩歌脫離了與具體歷史語境的複雜糾纏，尋找到了“浪漫主義”過於籠統的價值觀後，詩歌也從其他文類中脫穎而出，在當代文化中佔據着至高位置。

是一種神聖的語言，或者說，詩是一種顯示出存在的高貴品質的語言。還可以說，詩是一種驕傲的語言。而其他的文類諸如小說、散文、和戲劇，在我看來，都不具有這些特徵。

我們使用新的語言意味着我們想成爲一種新人：一種具有足夠的文化視野和文化反思能力的富於創造性的新人。也就是說，新詩的核心牽涉的是一種文化的自我更生能力的問題。

臧棣本人曾說過：“新詩所展開的這個新的審美空間的自我發展，還與中國的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近些年來，社會結構上的變化也糾纏在詩歌“可能性”的衝動中，它們之間複雜的關聯可能是詩歌的真正活力之所在。

而在新時代，以趙嘉音爲代表的一批詩人正在以此來衝擊“可能性”的突破。我想，可能，詩歌的復興或者在這個時代該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