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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情,叫相依爲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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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情,叫相依爲命

我第一次見到良子哥的時候,他十二歲,我九歲,他上四年級,我上二年級。他的個子比我高出整整一個頭,髒兮兮的樣子讓人看了極不舒服。

良子哥喊我妹妹,我卻從不喊他哥哥,我喊他的名字,叫李國良,或是乾脆叫他“哎”,在我心裏,他只不過是我家收留的一個無家可歸的人而已。

我父親當時是村上的民兵連長。1982年,村上搞聯產承包,父親和母親一起承包了村南的一片蘋果園,父親能幹,又懂技術,我們家蘋果的產量比一般人家的都要高好幾倍,日子過得在村上也算數一數二。

然而,好景並不長。1984年夏天,父親從果園裏除草回來後,到村西的河裏去洗澡,一個猛子紮下去之後就再也沒能上來。後來,家裏的一個遠房親戚便給母親介紹了繼父。繼父家裏很窮,好不容易討上了媳婦,媳婦卻因爲忍受不了貧窮,跟一個倒賣糧食的外省人跑了。於是,從那天起,繼父和他的兒子開始了艱難的生活。

因爲蘋果園裏缺人手,父親過世後的第二個月,繼父便來到我們家,我和母親住東屋,繼父和良子哥住西屋。

繼父是個很能吃苦耐勞的漢子,整天泡在果園裏,晚上也不太回家。

母親有時忙得顧不過來時,便給我們兩個每人5毛錢,在學校的小賣部裏買燒餅吃。小賣部的燒餅是老闆從鎮上買來的,有時當天賣不了隔一夜便餿了,老闆心很黑,把前一天放餿的燒餅混在當天新進來的新燒餅中一起賣。因爲常常買到餿的燒餅,後來良子哥便乾脆學着做飯,剛開始時,他經常會做煳了,即便他把不煳的飯菜都給我吃,自己吃煳的,我也不願意搭理他。

學校離家裏有三裏多遠,要翻過一座山樑,山上到處都是鬱鬱蔥蔥的樹木和半人高的蒿草,有時還會聽到不遠處的幾聲狼叫。母親不放心,讓我和良子哥一起上學,並囑咐良子哥照看好我。我不願讓同學們笑話良子哥的那張黑臉,良子哥第一次幫我背書包時,我狠狠地甩開了他,自顧自地向前走。所以,每次上學我們兩個經常保持着十幾米的距離。

夏日的一天,放了學我做完值日,同村的人都早早地回家了,只剩下了我和良子哥兩個人在學校,我和良子哥揹着書包一前一後地往家走。走到半路上,天突然暗了下來,雲層很低,黑壓壓的,連不遠處的村子也都看不見了。一直跟在我身後的良子哥,突然跑上前來拉起我的手往家的方向跑去。我嚇得不知所措,只得深一腳淺一腳地跟着他跑。

剛跑了十幾米,天上突然掉下冰雹來,先是玉米粒大小的冰雹稀稀拉拉地落下來,眨眼間,變成了鵪鶉蛋那麼大。良子哥一把把我推到路邊的岩石下,兩手抱着頭,下巴抵着我的腦袋,整個身子壓在我的身上。這樣過了足有十分鐘,天空才漸漸有了亮光。冰雹過後,只剩下雨,我從良子哥的身子下掙扎起來,看到地上到處都是冰雹,足有十多釐米厚。我推了推良子哥,這才發現他的上衣背後都是血,血水混着雨水不停地從腦袋上往下淌。良子哥蜷縮在地上,發紫的臉,緊皺着眉頭,牙齒不停地打着架。

我不知所措,嚇得站在雨中哇哇大哭。

不一會兒,母親披着一條麻袋趕來了,一見良子哥的樣子,母親一把將自己的上衣扯下一大塊,手忙腳亂地纏到良子哥頭上,然後將麻袋搭在他身上,蹲下身背起良子哥就往鎮上跑。

四五里的山路,到處都是冰雹,母親揹着和她個頭差不多的良子哥,一口氣跑到了鎮上的醫院,就連路上鞋跑丟了都沒有發覺。

母親的老寒腿便是那時落下的,直到現在,每逢陰天下雨,母親就不時用拳頭去捶自己的膝蓋。後來,每每說起那天的事,良子哥的眼圈都紅紅的。

那一年的冰雹,把方圓幾公里的莊稼全毀了。瞅着園子裏被冰雹打折的樹幹和落了一地的青果,繼父只得把果園重新修理了一下,在樹檔間種上了黃豆。

1990年,我15歲,家裏果園的承包合同到期了,有人給村長送了禮,加之繼父是外來戶,村裏便把果園包給了別人。繼父氣得幾天吃不下東西,那段時間,夜裏常常聽到繼父和母親的嘆息聲。沒有了果園,繼父從鎮上的集市裏買了幾隻羊,一邊種地一邊放羊,日子雖不如從前寬裕,但也能湊合。

1991年冬天,繼父在後山上放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胳膊折了。到縣城的醫院拍CT時,竟然在繼父胳膊骨折處發現了癌細胞,醫生說這種病是因爲長時間接觸農藥感染造成的。想到那些年繼父天天揹着藥桶給蘋果樹噴藥,有時天熱連背心都不穿時,,母親追悔莫及。醫生給繼父做了手術,把胳膊上那段病變的壞骨頭鋸掉,然後,抽了一根肋骨接上。但手術並沒有留住繼父離去的腳步,第二年麥收時,繼父還是離開了我們。

繼父的死,讓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許多。我很清楚,繼父的病把家裏的積蓄都用光了,以現在的家境,母親肯定無力供我們兩個人同時讀書。而良子哥馬上面臨高考,一旦他考上大學,母親肯定會讓我退學的,我很瞭解母親,這樣的決定,她做得出來。

然而,事實並沒有像我想象的發展。高考後的第二天,良子哥給母親留下一封信便去了省城打工。在信中他說,參加高考只是想印證一下自己的實力;沒有了父親,自己有責任支撐起這個家。他還說,妹妹,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哥就是砸鍋賣鐵也要供你上完大學······

良子哥的高考成績比錄取分數線高出16分,分數下來的那段時間,母親發瘋似的到處打聽良子哥的去向,還專門坐車去了省城,跑遍了省城所有的建築工地,仍然沒能找到他。最終,這一切成了,母親後半生永遠的愧疚。

1993年秋天,我如願以償地被南開大學錄取。

初冬的一天中午,我從圖書館看書回來,同宿舍的人說母親託一個老鄉給我捎來了過冬的衣服。打開包袱,裏面是一條毛褲和一件嶄新的羽絨服,摸着那件羽絨服,睡在我上鋪的杜梅驚呼道:“哎,我說淑敏,你媽可真捨得給你花錢啊,這羽絨服還真是羽絨的哩!”我問送衣服的人呢,他們說已經走了。我聽了,良久無語。我知道,這羽絨服肯定是良子哥買的,當時,羽絨服剛剛時興,價格特別貴,別說是學生,就是一般上班的人穿這東西也特別少。杜敏說,你老鄉一來就問這問那的,看樣子挺關心你的。我說,那不是我老鄉,那是我哥。她說那他幹嘛要說是你老鄉呢,我要了一下脣,眼淚涌了上來。

我在天津讀書的第二年,良子哥和本村的一個姑娘結了婚,生下了侄子小強。畢業後,我分到了縣城,也結了婚,有了孩子,良子哥則在離我不遠的一家工地上打工。

2004年初東的一天,我正在單位整理報表,突然接到嫂子打來的電話,嫂子哭着告訴我說,良子哥在給新蓋的大樓外牆刷漆時,拴腳手架的鐵絲脫了鉤,良子哥和另一名工人從三樓高的架子上掉了下來,這會兒正在送往第三人民醫院的途中。

我扔掉手中的東西,奔出門打車往第三人民醫院趕,在急診室門口撞見同村的兩個人,他們正從車上往下擡良子哥。良子哥的嘴角上、臉上、身上到處都是血,我抓住他的手,一邊喊着哥一邊嗚嗚地哭。聽到我的喊聲,良子哥努力睜開眼,喃喃地說了一句:“妹妹,哥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娘和你侄兒就交給你了!”我顫抖着嘴脣,說不出話來,任淚水在臉上肆意流淌。

良子哥摔折了左腿和兩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進了肺裏,手術進行了六個多小時,我一直站在門外,心亂如麻。當醫生走出來告訴我病人已脫離了危險時,我忽然兩腳一軟,跌坐在地上。

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和我沒有一點血緣關係的人,在我生命裏竟是如此重要。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18年前的那個夏日,當他用身體擋住向我襲來的冰雹時,我的生命便註定與他再難割捨。

人們都說,血濃於水,然而,比血更濃的,卻是這種生死相依的親情。有一種情,叫相依爲命,它離幸福最近,且不會破碎,那是一種天長地久的相互滲透,是一種融入彼此生命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