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終南山窺探隱士文化散文欣賞

終南山，是秦嶺山脈在古城西安之南的系列山巒，它位於中國腹地，是地理上中國版圖的南北分界線。終南山優越的地理環境與獨特的氣候條件爲住山修行的隱士提供了非常理想的客觀環境。

在古代，終南山就是士大夫和知識階層進退朝野，“窮善其身，達濟天下”的最佳之地。因爲，它北抵黃河，南依長江，西遙崑崙，東向大海，有王者之氣。這裏有一種氣場，能直通人心，有助於悟道修行。難怪著名的佛教居士高鶴年先生在其《名山遊記》中寫到“名山修道，終南爲冠”。

據史料記載：相傳西周的開國元勳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終南山的磻溪谷中隱居，後以八十高齡出山，結束隱逸生涯，輔佐武王伐紂，建功立業，成爲一代名相；秦末漢初，有東園公唐秉、夏黃公崔廣、綺裏季吳實、甪里先生周術，時稱“商山四皓”，他們先隱居於商山，後隱居於終南；“漢初三傑”之首的張良功成身退後“辟穀”於終南山南麓的紫柏山，得以善終；等等。這樣的歷史文化名人，隱居於終南山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

既然提到隱士，那就要講講隱士文化。隱士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是傳統文化架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文化體系的創立者、發揚者和傳承者都是隱士，這類人是在尋求詩意的棲居，是人性本真的迴歸，是對仕隱情結的一種解脫。如莊子看厭了戰國時期大小諸侯的爾虞我詐，便到自然中去尋找自由和逍遙；再如東晉的陶淵明在仕途上倦了，才吟誦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絕美佳句。安貧樂道，就是隱士高潔人格的最爲重要的特徵。在中國古代，真正的隱士，首先應該是知識分子，是“士”階層的主要成員之一，而並不是所有寄居於鄉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稱爲隱士。那些嚮往入仕但卻無機會、無能力的人不是隱士；那些沒有文化，或文化淺薄的農夫野老也不是隱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獨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權貴，具有一定才德學識，並且是真正出自內心不願入仕的隱居者，才能被稱之爲隱士。隱士的“真隱”，其開始也未必不抱有入仕濟衆的心胸，只是現實的不如人意，因爲種種原因逐漸對社會現實和仕途失望，甚至於絕望。於是乎，轉而追求個人心性的自由，從而遁跡山林。其實天生對世俗政治毫無興趣，把隱逸當作始終如一的追求的人，在現實社會中不能說絕對沒有，卻也是極爲少見的。

對於“士人”隱逸的原因，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的著名史學家，《後漢書》的作者范曄曾經歸納爲：“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概括起來即是，看重個性，生命自由，心性純潔而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追求人生的終極理想，不願捲入嚴酷動盪的政治洪流和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對齷齪黑暗的政治現實完全失望，在政治鬥爭中失敗而避禍，改朝換代後不願與新的統治者合作，功成名就之後的全身遠遁等主客觀因素，是隱士“真隱”的最重要的緣故。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魏晉南北朝時，隱士與隱士文化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峯。相繼出現了諸如陶淵明、謝靈運以及“竹林七賢”等一大批“真隱”的文化巨匠，他們的出現，不僅使隱士這一羣體，更使隱士文化也登上了空前絕後的歷史巔峯。魏晉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談尚玄遠的清談風氣的'形成，既和當時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響有關，也與當時戰亂頻仍，尤其是門閥氏族之間傾軋爭奪的形勢有關。知識分子一旦捲入門閥氏族鬥爭的漩渦，就格外難以自拔，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羣體當中，就普遍存在一種逃避現實的心理：遠離政治、避實就虛，乃至隱逸高蹈。這樣的心理，不但賦予了魏晉南北朝文化以特有額底蘊和色彩，同時還爲整個魏晉南北朝的精神生活烙下了深深地印記。

多年以前，我在一本書上曾看到過一句話：“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意思是說，有些許能力的人希望依賴於周圍的環境，忘卻世事，沉醉於世外桃源，這是小隱；真正有才能的人，卻是隱匿於市井當中，那裏纔是藏龍臥虎之地，這是中隱；只有頂尖的人才會隱身於朝廷之中，雖然處於喧鬧的時政，卻能大智若愚，淡然處之，這纔是真正的隱者。

關於隱士與隱士文化的見解，完全是一種見仁見智的理解。可是我想：無論是“仁者樂山”的看法，或是“智者樂水”的看法，都有其合理的存在。無論是“真隱”抑或“假隱”都只是生活方式的不同罷了，不必爲此而糾結。因爲，生活方式的選擇，不僅是個人好惡的體現，更爲重要的是快樂、幸福的起點和歸宿。

在終南山窺探完隱士以及隱士文化後，我最大的理想和心願就是：自己能做一個簡單、快樂、和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