蕪湖米市隨筆散文

清光緒二年(1876)，《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將蕪湖與浙江的溫州等四個城市闢爲通商口岸。這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在給蕪湖民族經濟帶來巨大沖擊並造成畸形發展的同時，也從此打開了蕪湖對外開放的大門。1918年，蕪湖海關進出口貨值就達當年全國對外貿易的3.5%，成爲長江通商巨埠之一。蕪湖設立海關，隨之便形成商埠。外國商品在蕪湖的傾銷，帶動了皖產農、土產品的輸出和交流。但是，由於蕪湖未成米市，所以，皖產稻米只能帆運鎮江七浩口銷售。

蕪湖、巢湖一帶是著名的稻米產區，蕪湖水運條件便利，浩浩長江使它上連九江、武昌，下通鎮江、上海，又有青弋江、裕溪河、水陽江、漳河等內河運輸網道，把蕪湖作爲糧食交易的中心，可以振興內地經濟，其條件自然比鎮江七浩口要好。同時，江淮稻米捨近求遠，無疑將滾滾財源瀉往外省。在此情況下，李鴻章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摺，奏請將鎮江的米市遷到蕪湖。

但是由於鎮江七浩口的米商已成團成幫，主要有廣幫、潮幫、山東幫、寧波幫。他們不願遷移，暗中抵制。李鴻章就授意皖南兵備道兼蕪湖關監督、廣東人張蔭桓利用同鄉關係，前往鎮江遊說粵幫客商，張蔭桓（1837-1900），廣東南海人，字樵野。1882年，張蔭桓來到鎮江七浩口，利用廣潮同鄉會的關係，與諸廣幫、潮幫米業首領會了面，當即許諾四大優惠條件：一是由蕪湖關道發給專營米業執照；二是凡到蕪湖的米商有代辦專利；三是米糧打包費用由賣方支付；四是外輪水腳銀不另加價，即由蕪湖運米至滬仍照鎮江運滬力資計算。這四大優惠條件果然引發了廣潮米商離鎮遷蕪的風潮。接踵而來的是山東幫、寧波幫，也紛紛到蕪湖開設米號。

鎮江七浩口米市遷到蕪湖後，整個蕪湖頓時成了米市天下。據《蕪湖縣誌》載：其中江口橫街有江廣米行43家，廣潮菸寧幫50餘家，南市米行30餘家，東市米行10餘家，西市河南北20餘家，北市10餘家。爲此，青弋江北岸成立了米業公所，青弋江南岸也成立了南市米業公所。光緒二十四年至三十年（1898-1904），稻米“出口數多至五百餘萬擔，少亦三四百萬擔”，時人形容蕪湖的稻米是“堆則如山，銷則如江”。

米市遷蕪的13年後，江蘇省在靠近安徽的江蘇大勝關、大河口、瓜洲等地設立官方的關卡，對過境的.運糧船隻徵收關稅，這等於二次完稅。蕪湖的稻米銷售量急劇下降。這不僅損害了安徽官府和米商的利益，同時也使李氏家族的產業受到負面影響。這種官、商、民俱損的局面，引起了蕪湖乃至安徽各界強烈的不滿。要維持蕪湖米市的繁榮，就必須撤掉江蘇的稅卡。後來安徽和江蘇協商決定撤掉江蘇3個關卡，但前提是既保持蕪湖米市繁榮、又不損害江蘇省的利益。在蕪湖設立江蘇和安徽兩個米捐局。其中江蘇米捐局設在蕪湖二街米捐局巷內，其職責是代收大勝關、大河口和瓜州三個關卡的稅銀。在一個省內同設江蘇、安徽兩個米捐局，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說是十分罕見。但對於蕪湖米市來說，流失的米商又回來了，米市又恢復了昔日的輝煌。果然，第二年米市的交易量就躥升到313萬擔，最高時曾達到800萬擔，蕪湖成爲全國四大米市之首。

不過必須說明的是，在蕪湖米市集散的大米，遠非安徽一省，川、鄂、湘、贛等省的稻米，也經水路運至蕪湖。這種繁榮景象，曾有人在《安徽省一瞥》中作過生動的記錄：“運米的輪船往來廣州、蕪湖間，如穿梭似的繁密，各處運米來蕪湖的船民，帆船如雲似地堆滿了江邊，岸上各棧屋的米堆積如山。……這一時候，做米生意的，無不利市三倍。”後來，伴隨着鐵路和公路的興起，特別是1936年粵漢鐵路的全線通車，依靠水路運輸糧食的時代宣告結束，廣東不再依靠安徽的稻米，廣潮兩幫的米商首先全線撤退。上世紀40年代末，伴隨着最後一批米商撤出蕪湖，曾經輝煌一時的蕪湖米市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張蔭桓(1837-1900)清末大臣，字樵野，廣東南海人。納資爲知縣，幾經升遷至道員光緒二年(1876年)權山東登萊青道。七年(1881年)，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翌年，遷按察使。賞三品京堂，命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光緒十年(1884年)，除太常寺少卿。十二（1886）年，除太常寺卿，轉通政司副使。復值總署。累遷戶部左侍郎。中日甲午戰爭中曾與邵友濂爲全權大臣赴日談判。1898年3月，協助李鴻章與俄國簽訂《旅大租地條約》。戊戌變法時，調任管理京師礦務、鐵路總局，傾向變法。在103天的變法期間，張蔭桓做了四件大事：一是爲光緒帝與康梁維新派上下聯繫：二是主持鐵路礦務總局；三是條陳新政建議；四是引領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會見光緒帝。爲此慈禧深恨之。戊戌政變後遭彈劾充軍新疆。1900年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