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回家的散文隨筆

又是一年春節到，在深圳工作的很多打工族或上班族，已經踏上回家的路。他們還回來嗎？下一站在哪裏？在昨晚一年一度的同鄉年會上，有相當部分鄉鄰、故舊打算回去後不再返深。其實，這一現象在幾年前的同鄉會上就凸顯出來了。據有關部門統計，深圳常住人口首次減少是在2010年，那時就減少了六七萬人，而農民工“早退”的現象早已經引起有關部門和專家重視。

一年一度的年會，比往年顯得冷靜，在諸多的同鄉中，有相當部分是從未謀面。在年會相聚時所涉及的各種事情和現象很多，但較爲集中的還是春節回家，回去之後還來不來等等。這些老鄉當中，年長的皆爲深圳的“老資格”，而且多數是在上個世紀末，今個世紀初來深的打工仔。比如來自南山、阪田、龍城和光明等地的三四十人都明確表示已經辭去了工作，春節後不想再回來咯，主要理由是工資低、工作條件不理想及消費太高等。雖然有四五十人表明節後還會返深，但深圳的高消費讓他們咂舌，若吃住方面沒有盡力節儉，很難有存款。

這些願意回來的人羣多數都是迫於無奈：出來時間長的有二十多年，少則六七年或者十來年，回去吧，重起爐竈，一切都得從頭開始，打鑼自家，打鼓自家也很難。尤其是那些已經有了孩子在深圳上學的家庭，他們都站在十字路口上，上下爲難，進出維艱。

這些天，我們幾個好管閒事的長者去了一趟“寶龍”。那裏是龍崗著名的工業區，從一些底層人羣的閒談中也瞭解到，他們爲了節省消費開支，生活窘迫，在九層的出租屋住進近四五百人，10多平方米的房屋擠住着七八個人那是很普遍的事情，這些人羣中不想再回來的主要原因歸結於生活成本太高。據相關部門公佈的2012年全球生活費最貴城市排行榜中，中國的香港、上海、北京、深圳與廣州均列前50名，深圳排位第30位，相比2011年攀升到了第13位，生活成本首次超過紐約。

陳華清是1990年來深的，二十幾年來一家五口一直居住在城中村的一間40平米的出租房裏，孩子大學快畢業了，回來之後還不知道住在哪裏。一個年屆80的老母親和兩個尚未成年的孩子一直就睡在客廳一側的過道里。兩口子每月的收入看來也不菲，可兩口子這六七千元付了房租、水電、燃氣和管理費等也就還有區區不到三千元，一家老小正常的生活支出人均還不到七百元，還沒有算進還在上大學的兒子的開支。可見這些“貧民窟”的打工族和上班族有多難。

在同樂村我們看到，有一棟高樓的架空層只有十幾平方米，而在這裏卻居住了四戶十餘口人，可謂是人擠人。福田、羅湖、平湖等區域，由架空層改造而成的房屋多的古怪，它們地勢低窪，房間狹小，光線昏暗，透氣性極差。這些架空層里居住的皆爲小區的保安員，餐館、飯店的洗菜工和清潔工。在羅湖一小區內的架空層裏有五張上下鋪鐵牀依次擺放，每個牀頭掛有布簾，簾子後面就是一家人住所。可是他們好似已經習慣了，其中有一位來自崇義的老鄉告訴我，他來這裏三年了，一直就這樣居住着，打工仔的生活都很一般，有的還很難，但無論難易，很多人都是這樣過來的。

陳清華的老母親從最後一孫女上了小學開始就一直在外面撿廢品，無論兒媳怎麼勸阻她老人家都不聽，按照她老人家的說法就是靠撿點廢品補貼家用，多多少少也能幫輕點身負重任的兒子和兒媳。從前年開始，老人在老家農村能每月享受到政府給的一百塊錢生活補貼，這筆錢到了年底，在家的大兒子就會悉數寄來，老人家同樣捨不得多花一分錢，全部給了還在念大學的大孫子。老人家的精神可欽可敬。

前天，年屆六十歲的林泉工端着飯碗正在吃飯，菜是中午剩的豬肉燉蘿蔔。其妻楊愛蓮在附近的隆鑫花園做清潔工，每天早上5時起牀，打掃各自負責區域衛生，送到垃圾處理站處理。中午12時，回家做飯，下午2時繼續上班，搞完衛生差不多天黑。在農貿市場的菜攤買把剩餘的青菜，回家做飯。相比上午的價格，每斤便宜了差不多一塊錢，每天就像機器人一樣的周而復始，跟家鄉農忙時節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天監小區做清潔工的杜文少老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很少回贛南大餘的老家。他說：“因爲太遠，已經整整十年的春節沒有回去過。過年了，其實我也很想回家。”他掰着指頭數了數說，平時回一趟車費二百多元，春節到了就翻倍，回家成本太高。夫妻倆省吃儉用供兒子讀到大學畢業，今年在縣裏一家事業單位上班，兒子這四年的大學生活花費他15多萬元。接下來，兒子娶媳婦至少也要10多萬元吧。三年前，杜文少老人做清潔工時每月工資1300元，現在漲到1900元。額外微薄收入靠在垃圾桶翻出的紙皮塑料瓶等廢品，以及去小區的業主家做鐘點工打掃衛生。

住在這裏的清潔工唐亮星，笑眯眯的正好下班回來，依照平日的習慣，他下班後就會去分揀今天撿來的廢品，一般是每週的一天的休息日，他就會將這些天積攢的紙皮、紙殼和塑料瓶等送去附近的回收站賣了。今天送去的一三輪車賣了約40塊錢。我路過他居住的一個廢棄了的花工工具間的“家”時，他老伴正在挑揀今天剛撿回來的廢品。看見我的到來，她立即起身，先問我說：“葉先生準備回去過年嗎？”。

不了，我家母親都過來了。今年就在深圳過個溫暖而吉祥的新年吧。

進門處是唐亮星夫婦的牀，緊挨的並排一張上下鋪鐵牀，是他與妻子孫麗芳的窩。孫麗芳在小區隔壁的多福源網球場做清潔工，沒有老公那麼累，每月1600元。忙完工作，她通常會爲老公打打幫手。晚飯，同樣是中午的剩菜，豆角燒肉和一盆青菜湯。燉在電飯煲的菜熱了，唐亮星從牀頭玻璃酒罈倒出一杯草藥泡的酒，微閉着眼，很享受呷了一小口說：“先生也來一杯吧。這是咱們老家所特有的山荊棘泡的哦，祛風溼，壯腰板的。”

“謝謝您，我不會喝酒，再說您這酒的度數也是太高了，我適應不了哦。”

“勞累了一天，只有此刻最開心，就着剩菜喝杯小酒，一天的勞頓即刻消融，然後衝個熱水澡，然後操起二胡拉上兩曲，實在無聊時還可以打開電視“湊熱鬧”其實幸福有時就是這樣簡單明瞭。”老唐閒得很輕鬆也很快樂地邊喝邊說笑。

他告訴我，這酒是在是龍東農貿市場批發而來的，一罈10斤的高粱酒，才三四十元，能喝上兩個月，這也是他一年到頭最大的一筆生活開銷。

孫麗芳等老伴把約一兩的小酒喝完，碗裏只剩下點快要見底的湯汁，倒入一碗米飯攪拌攪拌，將就着全都吃了。

孫麗芳說：“老伴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按照我們老家的說法就是‘窮人不屑多，有了兩碗米飯就會唱歌。她還告訴我，還是一個很節儉的男人，除了嗜好兩杯小酒，別的開支總是精打細算。這些天他注意到中央電視臺正在播放一些黨政部門和社會團體鋪張浪費的新聞，他看後，非常氣憤地說：‘黨中央早就該管管這些吃着國家皇糧不心痛，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員了！’我也常常奉勸這個東西，什麼都可以節省，但吃飯一定要吃飽來，我們做工的，靠的就是兩碗米飯來來支撐，不吃飽哪來的力氣呀？”

他們夫婦給我的感覺是那樣的真實，那樣的純樸。作爲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他們汗腺裏滲出的是最爲清新的汗，血液裏流淌的纔是最爲純淨的血。

幾家清潔工的生活軌跡基本一致，每月工資1900元，一年中只有春節有50元紅包，工服是保潔公司發的，平時穿的衣服多數是業主送的，或者業主不要被丟棄的。吃的菜，是農貿市場和路邊買的收攤貨。初算賬，每家生活費每月五六百元，最貴是煤氣費，一罐15公斤要120元，有時候還漲到130元，節約點能用兩個月有餘。水電費平攤，每家40元左右。吃收攤的青菜，買最差的米，喝最低廉的酒，反正好點東西買不起，他們也不會去關注。

“都大把年紀，有口飯吃就不錯。在山區老家時這麼辛苦也都過來了，相比之下這裏似乎比老家好多了。若在老家，一個月哪能拿到2000塊錢，更況且我們那裏人多田少，地裏產出不夠吃呢。當然，目前的這份清潔工作與我而言，工資能再高點就好，漸漸地在銀行存款能多些，畢竟年紀大，得事先攢筆養老金。”老唐好像感覺還不錯地說，

今年66歲的王天彪在小區住了數年，愛好書法和水墨畫，經常與清潔工聊天，變得熟絡，他很喜歡走近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會時不時地爲他們寫寫畫畫，適逢節假日時在各個小區巡展，他要告訴人們小小的清潔工，內心有着大世界。他告訴我，當他第一次走進這間房屋，讓他震驚的是條件如此簡陋，“每天經過，居然不知道這裏還有間房，住着清潔工”。其中，唐亮星夫婦牀邊還有張橫放着的上下鋪鐵牀，已經20歲出頭的兒子與他們一起住，兒子在中心城電子世界給人送貨，月收入也就只有2000多元。

起初，清潔工們不願被寫被畫，在他們認爲，自己形象不好看，“有啥好畫的，我們就懂得掃地。”老唐笑言。上半年老唐要我去“跟蹤”他們，一起爲他們寫點什麼，畫點什麼，爲此我們誠然沒少花功夫，曾在去年的“五一”和國慶等節日展示過他們的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他們也曾爲我們如此重視他們這些掃地的而很感動。相關稿件被王天彪配上了照片，在各個小區展出之後，還被當地各大媒體競相報道，聞訊，他們很驚喜：“我們就是掃地的，還上了電視新聞，登上了電腦。”王天彪說：“清潔工很難收到人們的尊重，其原因就是這些在底層的人很難被人發現，即便是發現了，誰願意爲這些‘毫無價值’的清潔工人去費口舌？”，然而，真實能夠反映出底層羣體生活的正是他們，他們纔是這個花花世界裏最可愛的人。

我在深圳在的部分街道和社區做過底層人羣生活成本的考察，在長達三年的時間裏，我所走訪的老鄉不計其數，尤其是那些還處在城市最底層的老鄉們，有許多故事值得我去咀嚼、去回眸、去品味。就以深圳最中心的福田區爲例：

在福田中心區我所到過的範圍東起皇崗路、西至新洲路、南到濱河大道、北至北環路。總用地面積爲10平方公里左右。這裏集中全市最大的市政建築、最大商務綜合體等等，超過70%高檔寫字樓在此片區。截至2010年2月，福田區共有各類公司企業近4000家，就業人員達到近17萬人。多數爲從事低端服務業的農民工羣體，而且多數都是來自山區的鄉下農村。在這些人羣中，很少有人去還原他們在深圳的生活現狀。

在市內（含現在的前海開發區），他們七八人合租一個單間很常見。比如崗廈村，就有這麼一羣人，白天在福田商業區上班，靠賣苦力，從事低端服務業，晚上“蝸居”在陰暗封閉的出租屋裏，拿着微薄的工資，維持最基本的生存與生活。

老羅及其愛人張秀鳳是從贛南玉都縣一閉塞的山鄉農村到深圳打工，張大姐本人在福田鳳凰大廈做清潔工，月薪1700元。老田是外出做些零散活，爲地產、樓盤搞包裝等。

夫婦倆在崗廈村東三坊租了10多平方米小單間，最大傢俱是一張上下鋪的牀、一臺舊電視機，晚上下班後同住一棟樓的老鄉們愛聚家裏看電視。該樓房子按面積、房間數量不等，租金在700-1500元之間。老羅說，在崗廈村此類單間每月租金至少也得900元，他每月工資兩三千元，不得不選擇合租，夫妻倆睡下鋪，其小舅子睡上鋪。雖然簡陋擁擠，但夫婦倆很知足，因爲他們是整棟樓一間房住人最少的，“樓上一間住七八人很常見，有的住了十幾人”。

老徐也是清潔工，他的住處擠着11人，“兩房一廳，我是租了一個上下鋪的牀位，每月三百元左右。”東三坊的三樓一戶住着三戶，兩戶姓廖人家與一個單身漢。老廖帶着老婆、孩子住一間，陳姓夫婦擁有一張雙層上下鋪，十幾平方米的空間住着六人，而該房屋月租金要1400多元。老廖爲住着衆多四川打工者的東三坊算了一筆賬：平均每戶6人，一層樓有8戶，一層應該有50人左右，共七層，這棟樓就住着三百五十人。

據介紹，租住在崗廈村的大部分人在福田商務區從事低端服務，有送水工、清潔工、環衛工、餐飲店服務員等，七八人合租一間10多平方米單間很常見。他們一般早上6時起牀，沒有休息日，就算有也不敢停歇，靠老鄉互相介紹幫襯做些零工，賺點零錢。

老廖說：“他們在深圳已經呆了近二十年，是深圳從無到有、從普通到繁華的見證者。以一個打工者身份出入寫字樓，有時會被看不起，令他有些傷感！畢竟人家那些公司老闆是有錢人，地位高，我們是做苦力的打工仔，這就是貧富差距，誰也改變不了，現在這樣，將來亦然。我們現在之所以那麼拼，就是希望下一輩不要像我們這樣，如今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下一代。”

老廖等打工者大多數在深圳已經呆了十多年。老廖本人在1991年就抱着賺大錢的想法來到深圳，大錢沒有賺到，但已經離不開這座城市，廖先生回憶周圍環境的變化時說：“當年深南大道沒有開通，也沒有這麼多的高樓，感覺一眨眼間就建起來了一座現代化城市。”

“幾十年很常見，那位大哥在崗廈村建成前就在，崗廈村地基還是他打的。”老廖指着身邊的老鄉方先生說。

這棟出租屋裏來深圳最早的就是他，剛來時候比現在還苦，如今住房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他說：“剛來的時候，還沒有蓮花山公園，我們都在山上搭建臨時工棚睡在山上。”他與老方甚至睡過墳墓。老田至今回憶起心有餘悸：“我們把臉塗黑，睡在墳地，或是放骨灰盒搭的棚子裏，有人經過就屏住氣，不敢動。”老廖接過話說，“現在已經從地上睡到牀上，雖然合租，地小人多，我們已經很滿足了。”

老方的孩子還在上初中，妻子的職責跟老家時候差不多，多數時間是相夫教子，全家人靠就靠老方一個人做廣告零工賺錢，每月工資有四五千元，想着給正在念書的孩子更好生活環境，他捨不得離開租金便宜的崗廈村。由於經常要坐車在深圳跑，出入很多高檔寫字樓，但每次走進寫字樓，老方對比自己的生活，時常都有落差感。像老廖、老方這樣底層人羣曾經希望，能有一天也能像這裏高檔商務區的白領那樣，在高檔寫字樓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但轉念一想，又不得不面對現實，需要比較穩定的收入供給孩子，最起碼要等妻子也能夠上班，才能考慮換份更有前景的工作。

老廖他是準備回去過個年的，儘管還很窮，沒有那種駕着小車衣錦還鄉，威風凜凜的豪氣感，然，老家畢竟是生他養她，常常魂牽夢繞的地方。他說：“我和其他老鄉的情況不一樣，無論前路車費有多貴，一年就這麼一次，這兩趟車費還能出得起。在深圳習慣了，如今回家過年就像做客，等過了這個年，我還要回來。儘管在城市底層苦苦掙扎，但全中國只有一個深圳，總有它的魅力所在。”

老方說：“對於樓里人來人往，已經習以爲常。每年走的人有多有少，但這些年——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走的`多，回來的少。因爲很多八九十年代就出來打工的人都上了年紀，顯得力不從心，‘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是說的年青人，而對老人來說，有錢沒錢都要回家頤養天年。所以，回去不再回來的人佔了多數。當然，新老交替，世上新人趕舊人，人來人往不絕於後，這裏的房子永遠都不會空着。”

距離春節還有幾天，一羣圍坐在老廖屋子裏的打工者沒有一個買到了回家的票。“家是一定要回，不管多貴的票。”老方說。而老方夫婦倆沒有買票，是去年3月起老闆就拖欠老方9000多元工資，他說：“打電話不接或掛掉，找了街道辦，投訴到信訪部門，沒有迴應，打零的人很可憐，在這裏的人羣很難得到所謂的保障”他還說：“像他這樣尷尬年齡的人回去老家之後是否返深？有相當部分人還處在茫然中……”

老方說；“不回家的原因是因爲老家很山，很遠。小小的山村，回去只能種地，每人一畝多的地。他們村子連公路都沒有通，生活生產方式幾乎還處於刀耕火種。你知道是什麼概念嗎？一年到頭不停地勞作，仍然養不活全家，尤其是我們那座山塘決口之後一直就得不到維修，村裏常年的乾旱，種單季水稻也往往減產，有的根本種救不了，前年才通上電，連電話都打不出，更不要說上網了。”

每年回家，老方很煩惱，親戚太多，他有姐弟7個，妻子有兄弟姐妹8個，妻子過繼給她親戚，又有多了3個，一輪拜訪下來，這一年積蓄就沒了。在同一層樓居住的鄭小姐也是如此，爲了孩子們的學費，她與丈夫離家到深圳，“很多親戚以爲我們在這邊打工很風光，不知道我們背後有多心酸，每次回家不好意思告訴他們。”

範大姐伸出自己蠟黃色的、滿是繭子和粗紋的手說：“回家後不敢把手伸出來給他們看，如今家裏人的手比我的手好得多”。但廖先生說：“回家過年，肯定還是要回來的。老家還有兩個男孩，按照規矩，每個男孩成家要留給他一棟住房，這是他在深圳工作的動力，別看我們這樣，已經比在老家賺得多了。”而老方夫婦倆卻感到茫然，好像有點兒不知道何去何從，也不知道回去之後，還是否再返深。

張賤妹是在彩田村當保姆。她說，雖然在深圳當保姆工資有所上升，但沒有什麼保障，生病或做家務受傷，治療費用要自己掏，今年回家過年後不回來了，雖然家裏收入低些，但畢竟不用承擔意外風險，年紀大了最好別離家太遠。

深圳最大規模的家政公司———深圳中嘉家政在福田中心區客戶量有近四成，在低端服務行業中保姆、鐘點工漲薪幅度較大，如照顧老人孩子的保姆月薪已經從1500元漲到3000元，鐘點工從幾年前15元/小時漲到30元/小時。但是，家政公司仍然留不住歸家心切的保姆，今年深圳保姆荒比往年提前一個月到來。中嘉家政公司的總經理助理小樑說，如果不意外，深圳家政公司今年將達到1300多家，家政行業從業人員約45萬，由於家政行業薪酬缺乏競爭力，2011年起節後返深保姆銳減，去年深圳家政服務人員減幅在8%-12.6%，預計今年減幅超過去年，將達12.6%—15%。

餐飲企業同樣出現招工難。在金中環商務大廈負一樓的美食廣場，多個餐廳老闆透露，近年服務員工資一直在調整，已經從過去1300元漲到1700元，包吃住，但相比深圳生活成本壓力，已經失去吸引力。據瞭解，2012年4月深圳市統計局數據顯示，深圳常住人口2011年減少7萬人，實屬首次。

正如我的一位當記者的老鄉說的那樣，在深圳，農民工“早退”和回家後不來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關鍵的問題還是公共服務跟不上。

作爲國際化城市的深圳，“農民工早退和遲滯現象”成爲勞務專家們熱議的話題。在全面分析快速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早退原因及其對策的建議時，我的老鄉說，由於城鄉差距存在，農民工進城動力仍然是相當大，特別是最近五六年時間。農民工早退是指在城市化長期滯後於工業化的背景下，大量農民工進城，但又不能有效保障他們在城市待下去，是導致農民工過早退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成因之一。

有專家表示，農民工早退原因很多：首先，農民工與市民存在福利的差距。爲什麼在城裏待不下來？很重要原因就是社保、醫療、子女教育、住房等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戶籍制度、福利制度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包括區域間公共服務投入水平的差距等；其次，農民工人力資本積累受影響。農民工教育程度相比之下偏低，初中以下人員佔百分之七八十，學歷低、缺乏專業知識。第三，近年新農村建設，農業收入提高，部分農民工覺得待在城市不如家鄉好。此外，沿海城市產業轉型升級。去年深圳富士康一走，帶走幾十萬人，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解決農民工早退的核心就是要落實農民工在城市的公共服務，教育是要優先解決的問題，包括產業升級，升級不等於不要勞動製造業。要解決教育市民化的問題，就是義務教育的分級管理，加強義務教育由中央或省級統籌。要改革現有的招生、考試製度，允許所有考生在常居地接受教育等等問題，需要當地政府儘快拿出措施以應對之。

正如我的老鄉所說的那樣，“應繼續加大產業轉型，發展經濟，提供就業機會，讓更多人在深圳找到工作，生存下去，讓他們有機會獲得較好的生活，避免農民工早退和遲滯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工人羣實現市民化，這樣，既可以延長人口紅利，又是改革紅利，是最大的內需。提供公共服務，使農民工不再早退，甚至一去不復返，相關政策的出臺已經刻不容緩。”

在寫完這篇稿件時，耳邊忽然聽到了家鄉鬧新春那隱隱約約的鞭炮聲。就剩下這麼幾天了，返鄉過年的人們宛似潮水一般涌向車站碼頭，這些回家的人們各自懷揣着對故鄉、對親人、對未來的嚮往，期盼來年能腳踏四方，方方得利，更希望新一屆黨和政府的領導人，能像潤物無聲的春雨，給他們帶來新的希望！

——壬辰年臘月寫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