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故鄉情散文隨筆

我一直是把我生活工作過的工廠稱之爲“故鄉”的。

我的父母是一個三線廠的第一代創業者，在1965年，他們響應黨的號召，在“備戰備荒爲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揹包，跋山涉水，在韓王山的深處和工友們用艱辛和血汗建立起了這個化工廠。

從出生起，我就生活在這個溝壑裏。由於建廠時的技術人員和建築人員來自五湖四海，方言的不同造成交流障礙，於是，普通話就成爲工廠裏的語言，特別是我們這些職工子弟，哪一個不會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呢。

我小學的班主任楊老師就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南方人，丈夫是工程師，三個孩子一個比一個學習好，那時候上學是可以跳級的，他們三個都用三年或四年的時間讀完小學。常被父母比作榜樣，原來，那時候也有“別人家的孩子”。

根本不用定響鈴，遍佈廠區、家屬區的有線大喇叭每天早上6點半喇叭裏開始吹起牀號，然後轉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節目，伴着新聞被父母強行從牀上拉起來吃早飯，聽着大喇叭裏的《運動員進行曲》或《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背起書包上學。父母倒班的時候不忘讓我們脖子上挎上鑰匙，很早我們這羣孩子們都會自己做飯。中午十二點半大喇叭裏準時轉播劉蘭芳的評書，特別是《岳飛傳》和《楊家將》讓我聽得如醉如癡，直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才依依不捨離開。

我家住在山腳下，而學校在半山腰的另一個邊緣。上學路過廠區，大型設備的轟鳴聲讓我感覺很好奇，期間還路過原料煤場，黑壓壓的一大片，總會有臨時工不論嚴寒酷暑都拿着錘子在把大塊的煤砸成小塊。放學的時候，由於是一路下坡，身後就會揚起陣陣煤粉，一路黑煙滾滾飛奔回家。我家的窯洞，聽父輩們說是城裏大財主任聚武的房子，是長工們看山的地方，可我怎麼看也覺得像是避暑山莊，用石頭依山建起幾排窯洞，冬暖夏涼，我們居住的兩間窯洞是套間，門口有顆合歡樹，樹幹上常年綁着橡皮筋，在沒有電視電腦的年代，那是我和夥伴們經常玩的遊戲之一。

1950年著名詩人阮章競在長篇敘事詩《漳河水》這樣寫道：

漳河水，九十九道彎，

層層樹，重重山，

層層綠樹重重霧，

重重高山雲斷路。

……

而我們工廠因爲水源的關係，就建立在清漳河畔，美麗的漳河水從山腳下蜿蜒而過，豐沛的地下水資源把那片河灘地打造成了水草豐美的地方。成片的蘆葦帳裏常有野鴨出現，偶爾還能看到成對的鴛鴦在溪邊戲水，烏龜爬上河牀曬太陽。我常玩的地方就是那片河灘溼地了。即使父母都有工資，那個計劃經濟年代的物質生活也極度匱乏，母親在山坡邊開墾了大片荒地，養了很多鴨子，最多的時候有十九隻。鴨子的食量很大，每天放學我都會去河灘撈水草。水草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即使瑟瑟的冬天，汩汩的泉眼裏也會冒着騰騰的熱氣，絲毫感覺不到寒冷。夏天的傍晚是我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光，拉上哥哥，拎起水桶，扛起帶竹竿小網，把自己置身於清涼的溪水中撈小魚、小蝦、河螺等水生物來餵鴨子，然後帶着勝利成果一臉興奮跑回家。現在一直想，面對活生生的生靈我是怎麼做到的，也許是想着巧手的`母親是如何用鴨蛋給我們做各種美食吧。

記憶裏的一個暑假，父親領着我們，在漳河支流的小池塘裏放鴨子。鴨子在池塘裏嬉戲捕食，而父親，就在漳河的不遠處捕魚，下午的晚霞，照着父親撒網捕魚的模樣，周圍散發着金色的光芒。八月份的初秋，蘆葦的葉片尚爲綠色，配以白色的花絮，真是美極了，如果用畫框框住，就是最美麗的光影了。

1986年，正上高一的我工廠招工，只招收職工子弟，父親問我，我想都沒想，隨口一句“上班！”我順利地成爲一名化驗員。那時候工廠已經不再生產炸藥等軍工產品了。“備戰備荒”的倉庫裏只剩化肥了。上班守着家，又守住了那片河灘地，而那片河灘地在短短的幾年，已經面目全非，母親說：“工廠排放的污水把河水都污染了，再加上毫無節制的捕撈，野鴨鴛鴦早已經看不到了，魚也很少見，不過，市場放開，生活條件好了，廠裏也沒人餵鴨子。否則拿什麼餵鴨子呢？”

1999年，在我上班十多年後，我的工廠，在體制改革的浪潮中被淘汰，我成了千千萬萬下崗職工中的一員。

許多人在下崗或退休後落葉歸根回到自己的家鄉，卻發現自己彷彿走了一個世紀。他們難以融入當地的生活，廠裏就是他們眼中的全部世界。於是部分人返回來住在已經破產的工廠裏，拿着微薄的退休金或補貼，開荒種地，守着空蕩蕩的廠房，過着幾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不管戶口本上的“籍貫”一行寫着什麼，廠裏始終是他們心中的故鄉。

他們說，守着那裏，踏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