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散文

精選篇

　1、三論人生

造化小兒對禽獸和人類似乎有點區別對待的意思。它給你生存的本能，同時又遏制這種本能，方法或者手法頗多。製造一個對立面似乎就是手法之一，比如製造了老鼠，又製造它的天敵貓。

對於人類，它似乎有點優待。它先賦予人類思想(動物有沒有思想和言語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又賦予人類良知良能。關於人類本性，我在上面已經談到。我不大相信什麼良知，什麼“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又無從反駁。古人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幾希”者，極少極少之謂也。即使是極少極少，總還是有的。我個人胡思亂想，我覺得，在對待生物的生存、溫飽、發展的本能的態度上，就存在着一點點“幾希”。

我們觀察，老虎、獅子等猛獸，餓了就要吃別的動物，包括人在內。它們決沒有什麼惻隱之心，決沒有什麼良知。吃的時候，它們也決不會像人吃人的時候那樣，有時還會捏造一些我必須吃你的道理，做好“思想工作”。它們只是吃開了，吃飽爲止。人類則有所不同。人與人當然也不會完全一樣。有的人確實能夠遏制自己的求生本能，表現出一定的良知和一定的惻隱之心。古往今來的許多仁人志士，都是這方面的好榜樣。他們爲什麼能爲國捐軀?爲什麼能爲了救別人而犧牲自己的性命?魯迅先生所說的“中國的脊樑”，就是這樣的人。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只有這樣的人能有。禽獸中是決不會有什麼“脊樑”，有什麼“浩然之氣”的，這就叫做“幾希”。

但是人也不能一概而論，有的人能夠做到，有的人就做不到。像曹操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他怎能做到這一步呢?

說到這裏，就涉及倫理道德問題。我沒有研究過倫理學，不知道怎樣給道德下定義。我認爲，能爲國家，爲人民，爲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夠百分之六十爲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爲自己着想，他就是一個及格的好人。爲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是絕無僅有。反之，爲自己着想而不爲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壞。到了曹操那樣，就算是壞到了頂。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人，普天之下倒是不老少的。說這話，有點泄氣。無奈這是事實，我有什麼辦法?

1996年11月13日

2、再談人生

人生這樣一個變化莫測的萬花筒，用千把字來談，是談不清楚的。所以來一個“再談”。

這一回我想集中談一下人性的問題。

大家知道，中國哲學史上，有一個不大不小的爭論問題：人是性善，還是性惡?這兩個提法都源於儒家。孟子主性善，而荀子主性惡。爭論了幾千年，也沒有爭論出一個名堂來。

記得魯迅先生說過：“人的本性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記錯了，由我負責)這同中國古代一句有名的話，精神完全是一致的：“食色，性也。”食是爲了解決生存和溫飽的問題，色是爲了解決發展問題，也就是所謂傳宗接代。

我看，這不僅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一切動植物的本性。試放眼觀看大千世界，林林總總，哪一個動植物不具備上述三個本能?動物姑且不談，只拿距離人類更遠的植物來說，“桃李無言”，它們不但不能行動，連發聲也發不出來。然而，它們求生存和發展的慾望，卻表現得淋漓盡致。桃李等結甜果子的植物，爲什麼結甜果子呢?無非是想讓人和其他能行動的動物吃了甜果子把核帶到遠的或近的其他地方，落在地上，生入土中，能發芽、開花、結果，達到發展，即傳宗接代的目的。

你再觀察，一棵小草或其他植物，生在石頭縫中，或者甚至壓在石頭塊下，缺水少光，但是它們卻以令人震驚得目瞪口呆的毅力，衝破了身上的重壓，彎彎曲曲地、忍辱負重地長了出來，由細弱變爲強硬，由一根細苗甚至變成一棵大樹，再作爲一個獨立體，繼續頑強地實現那三種本性。“下自成蹊”，就是“無言”的結果吧。

你還可以觀察，世界上任何動植物，如果放縱地任其發揮自己的本性，則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哪一種動植物也能長滿塞滿我們生存的這一個小小的星球地球。那些已絕種或現在瀕臨絕種的動植物，屬於另一個範疇，另有其原因，我以後還會談到。

那麼，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哪一種動植物——包括萬物之靈的人類在內——能塞滿了地球呢?

在這裏，我要引老子的話：“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造化小兒——誰也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他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不信什麼上帝，什麼天老爺，什麼大梵天，宇宙間沒有他們存在的地方。

但是，冥冥中似乎應該有這一類的東西，是他或它巧妙計算，不讓動植物的本性光合得逞。

1996年11月12日

3、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眼看快要到1934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託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爲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爲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裏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覆。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於是在1934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

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裏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裏，收入雖然很好(一百六十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三千二百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

此種心情，實不足爲外人道也。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彷彿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地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了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我於是在1935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猖狂###，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我在柏林呆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

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羣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爲伍。“此地信莫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裏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德國給我一月一百二十馬克，房租約佔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八百馬克相比，真如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爲“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

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裏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裏彷徨起來。到了1936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德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言學。

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1937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件，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嘆，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年秋天我離開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