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歸唐的詩全集 唐代詩人李歸唐
朱之瑜（1600年11月17日～1682年5月23日），明清之際的學者和教育家。字楚嶼，又作魯嶼，號舜水，漢族，浙江餘姚人，明末貢生。因在明末和南明曾二次奉詔特徵，未就，人稱徵君。清兵入關後，流亡在外參加抗清復明活動。南明亡後，東渡定居日本，在長崎（qí）、江戶（今東京）授徒講學，傳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著有《朱舜水集》。其學特點是提倡“實理實學、學以致用”，認爲“學問之道，貴在實行，聖賢之學，俱在踐履”，他的思想在日本有一定影響。朱之瑜和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顏元一起被稱爲明末清初中國五大學者。並與王陽明、黃梨洲、嚴子陵稱爲餘姚四先賢。
失鷺鶿
李歸唐生平絕意仕進
朱之瑜生於大明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元1600年11月17日），卒於明鄭永曆三十六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未時（即公元1682年5月23日），出身官僚士大夫家庭。曾祖名詔，號守愚。祖父名孔孟，號惠翁，一生曾三讓皇恩不受。父親朱正，字存之，號定寰，皇明詔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並授總督漕運軍門，但未任。母親金氏，生三子：長兄啓明，一名之琦；次兄重林，一名之瑾；之瑜排行第三。朱之瑜八歲喪父後，家道中落，生活清貧，甚至影響其讀書爲學。長兄朱啓明，天啓五年（1625年）中武進士，後升任至南京神武營總兵，總督漕運軍門。朱之瑜就隨任長兄寄籍於松江府，爲松江府儒學生，拜松江府學者吏部左侍郎朱永佑、東閣大學士兼吏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和武進學者禮部尚書吳鍾巒等爲師，研究古學，尤擅長《》、《書》。
崇禎十一年（1638年）以“文武全才第一”薦於禮部，而朱之瑜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官爲錢得，政以賄成”，朝政紊亂，自己不能爲流俗所容，就放棄仕途，專注於學問。他曾對妻子說：“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初年必逮繫；次年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此建言，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含弘，故絕志於上進耳。”朱舜水不求功名利祿，而熱衷於關心社會民生，並經常對人講：“世俗之人以加官進祿爲悅，賢人君子以得行其言爲悅。言行，道自行也。蓋世俗之情，智周一身及其子孫。官高則身榮，祿厚則爲子孫數世之利，其願如是止矣。大人君子包天下以爲量。在天下則憂天下，在一邦則憂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於一身之榮瘁，祿食之厚薄，則漠不關心，故惟以得行其道爲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朱舜水四十五歲時，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縊（yi）死煤山（今景山）。不久，福王朱由崧即位於南京，改元弘光。這時江南總兵方國安推薦朱之瑜，並奉了皇帝的詔命特別徵召他，他不就任。弘光元年（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皇帝又下令徵召他，他仍不就任。四月，在荊國公方國安再次推薦下，朝廷任命他作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方國安軍，他還是不就任。一年內三次拒絕徵召，遂遭奸臣嫉恨，次年以“不受朝命，無人臣禮”罪追緝。朱之瑜星夜逃到舟山，以行商爲掩護。
反清復明
弘光元年（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走，方國安、阮大鋮投降清軍。弘光帝敗亡後，明室產生了兩個領導力量，即明紹宗隆武帝（唐王朱聿鍵）政權和魯王監國（朱以海）政權。不久，清兵攻取福建，殺了隆武帝。此時，魯王率領部下進佔南澳島，然後攻取了舟山羣島。這時候，朱之瑜首次赴日本籌餉，想借日本援兵資助舟山守將、兵部左侍郎王栩，以恢復中原。由於日本實行海禁，不許外人停留，只得返回舟山。永曆四年（順治七年，1650年），朱之瑜再次飄浮東海去日本，不料被清兵發現。清寇白刃合圍，逼他髡髮投降，但他談笑自若、誓死不降，劉文高等人被他的義烈所感動，偷偷駕舟將他送回舟山。次年，朱之瑜又去日本，後由日本到安南。當他正要起程返回舟山時，舟山和四明山寨都被清兵攻陷。魯王走避廈門，之瑜的最好師友王翊、朱永佑、吳鍾巒等人，先後爲國殉節，尤以王翊死事最慘。之瑜在海外聞知後痛言“中秋爲知友王侍郎完節日，慘逾柴市，烈倍文山。僕至其時，備懷傷感，終身遂廢此令節。”
由於國事日益危急，魯王在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1654年）降詔徵召五十五歲的朱之瑜。但因其東西飄泊，住處不定，璽書輾轉兩年後纔到他手中。魯王在書中責備他“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希望他儘快回國效力。朱舜水手捧詔書，唏噓慷慨，想立即轉赴思明（今廈門）返回舟山，但苦無交通工具，困於安南。他只得先回復魯王一封信，陳述他歷年海外經營，籌資覓餉的苦心。他在丁酉《謝恩奏疏》中說：“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奸人爲梗，其船出至海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收安南，憤結欲絕。”“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
急於早日回國盡忠報效的朱舜水，終於在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1657年）正月，等來了日本船，準備乘舟渡海歸國。但不料在二月遭安南供役之難，被羈五十餘日。安南國王知道他是一位中國學者，便留住他，拜他官爵，迫他行臣子跪拜禮，朱之瑜直立不肯跪。差官舉杖畫一“拜”字於沙上，之瑜乃借其杖加一個“不”字於“拜”字之上。安南王便當着朱之瑜的面，殺了許多人威嚇他，朱之瑜始終沒有屈節，真正做到臨危不懼。是年朱之瑜已五十八歲，爲銘記這段老年之難，他逐日記有日記，並取“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之義，名所記爲《安南供役紀事》。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1660年），受鄭成功、張煌言邀，返國抗清，於是即刻動身，於十月十九日返歸廈門。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夏，鄭成功和張煌言會師北伐，收復瓜州，攻克鎮江，朱之瑜都親歷行陣。北伐軍一度進軍順利，收復四府二州二十四縣，直抵南京城郊，兵威震動東南。然而由於鄭成功目光短淺，盲目屯兵南京堅城之下，貽誤戰機，且律兵不嚴。至七月，北伐軍在南京城外被擊敗。鄭成功轉而退駐福建沿海，後行師海上，不得已而趨兵臺灣，張煌言則數年後被捕遇害。朱之瑜鑑於復明無望，又誓死不剃髮，“乃次蹈海全節之志”，學魯仲連不帝秦，再次淒滄渡日，永不回到故國了。這年冬，最後一次東渡日本，未能獲准登岸，困守舟中。當時日本施行鎖國政策、“三四十年不留一唐人”。日本學者安東守約經已在日定居的陳明德介紹，以手書向朱之瑜問學，執弟子禮。朱之瑜爲安東守約“執禮過謙”的恭敬、“見解超卓”的學問所動，覆信安東守約。信中，朱氏悲喜交集，悲則國破家亡，故國“學術之不明、師道之廢壞亦已久矣”；喜則“豈孔顏之獨在中華，而堯舜之不絕於異域”，表達了他有意將聖賢踐履之學傳於這位異國弟子的心情。正如梁啓超所說，此“爲先生講學之發軔”。 安東守約等人爲其在日定居奔走。最後得日本政府批准，破40年來日本幕府之國禁，讓他在長崎租屋定居下來，朱之瑜就此結束了十多年的海上漂泊生活。
東瀛講學
朱之瑜定居日本時曾反覆強調自己並非想倡明儒學於異域，僅是爲了蹈海全節。永曆十九年（康熙四年，1665年），他在長崎正準備購地躬耕之際，日本國副將軍（大將軍德川家綱之叔父）、水戶侯德川光國欲興庠序之教（庠序，舊稱，古代指地方學校），派儒臣小宅生順到長崎禮聘朱氏爲國師，要朱到江戶（今東京）去講學。朱之瑜竭力謙讓，但是，當他聽安東守約等人介紹“上公好賢嗜學，宜勿辜其意”之後，答應了德川光國的要求，表示“至若招僕，僕不論祿而論禮”。翌年（永曆二十年，康熙五年，1666年）六月，朱之瑜抵江戶。德川光國親執弟子禮，竭誠盡敬。德川光國認爲朱之瑜年高德重，不敢直接稱名稱字，要他取一名號以稱呼。朱之瑜就以故鄉“舜水”爲號，意爲“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示不忘故國故土之情。“舜水先生”之稱始於此時。德川光國欲爲建新居，以“恥逆虜之末滅，痛祭祀之有闕，若豐屋而安居，非我志”四次力辭。在德川光國影響下，日本學者、達貴也紛紛詣門求教，或執弟子禮，或聽其講學。從此，朱之瑜往來於江戶、水戶兩地，公開講學。他曾去信遠在柳川的安東守約介紹講學的盛況。
永曆二十四年（康熙九年，1670年），日本初造學宮，朱之瑜繪畫圖紙，度量尺寸，親臨施工現場指導，事後撰《學宮圖說》。又造古祭器簋、籩、豆、登等，率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永曆二十六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德川光國設置彰考館，由之瑜門生安積覺任主編，聘請之瑜指導，編纂鼓吹“尊王一統”之說的《大日本史》，其影響直至二百年後的“明治維新”。德川光國對朱之瑜敬愛有加，就任藩主之際朱舜水也隨同前往江戶，朱之瑜與同爲德川光國編撰《大日本史》的安積澹泊、木下道順、山鹿素行結爲好友，並對水戶學的思想產生很大影響。
歸葬異國
永曆三十五年（康熙二十年，1681年）朱之瑜因水土不服而致病，全身遍生疥瘡，臥牀不起。明年（永曆三十六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即顧炎武辭世三月後，朱之瑜在日本大阪逝世，享年83歲，葬在歷代水戶藩主的墓地瑞龍山（茨城縣常陸太田市），爲了紀念他不忘故國，墓特地建爲明朝式樣，碑文題“明徵君子朱子墓”，私諡“文恭先生”。德川光國率諸朝士臨其葬。朱舜水死前遺言：“予不得再履漢土，一睹恢復事業。予死矣，奔赴海外數十年，未求得一師與滿虜戰，亦無顏報明社稷。自今以往，區區對皇漢之心，絕於瞑目。見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則幸甚。”朱之瑜一直企望中原能有恢復的一天，爲此，他滯日期間生活十分節儉，死時居然儲蓄了三千餘金。這是他希翼恢復國家的經費。
其日本學者今井弘濟、安覺濟爲他們的中國老師寫下悼文：“嗚呼先生，明之遺民。避難乘槎，來止秋津。寤寐憂國，老淚沾巾。衡門常杜，簞瓢樂貧。韜光晦跡，德必有鄰。天下所仰，衆星拱辰。既見既覲，真希世人。溫然其聲，儼然其身。威容堂堂，文質彬彬。學貫古今，思出風塵。道德循借，家保國珍。函丈師事，恭禮夤賓……” 在他死後週年時，安東守約在祭文中哭道：“嗚呼先生，知我望我。今也既逝，學殖雲墮。有疑誰問？有過誰督？有事誰計？有懷誰告？”
朱之瑜死後，德川光國派人整理了他的遺稿，清康熙五十四年（日本正德五年，1715年）刊行了《舜水先生文集》全28卷。東京大學農學院內至今立有“朱舜水先生終焉之地”（朱舜水先生臨終之地）的石碑。日本漢詩長老小野湖山在青年時代訪水戶謁朱舜水墓時曾作過一首《朱舜水先生墓》： 安危成敗亦唯天，絕海求援豈偶然。一片丹心空白骨，兩行哀淚灑黃泉。豐碑尚記明徵士，優待曾逢國大賢。莫恨孤棺葬殊域，九州疆土盡腥羶。
李歸唐學術影響德川光國 之所以能開創獨樹一幟、頗有成就的水戶歷史學派，是和朱之瑜多年的教育、薰陶分不開的。 朱之瑜在日執教，對水戶藩和加賀藩影響最大。安積覺、今井弘濟、小宅生順等都是經德川光國介紹對朱之瑜執弟子禮的。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也很敬重朱之瑜，執弟子禮，所以他的屬臣均拜朱爲師。加賀藩的屬臣奧村庸禮 等人還把服部其衷、五十川剛伯、下川三省幾個儒生介紹到朱的門下。後來安積覺、今井弘濟、五十川剛伯、服部其衷、下川三省五人先後成了朱之瑜的近身弟子，並負起年事已高、不諳日語的老師的起居照料、侍奉，對外應酬、聯繫之責。
這五位弟子中數安積覺日後成就最大，和德川光國一起成爲日本水戶學派的領袖人物。他13歲從師朱之瑜，接受蒙學。後因父親病故回家奔喪而中輟學業。安積覺成年後，回憶起自己之所以能學有成就，是因爲當年先生“課程嚴峻，晨讀夕誦，故至今不忘耳”。朱之瑜很喜歡這個體弱多病的學生， 親自爲他題寫一本作業簿，督促他“逐日書其功課”。安積覺到了晚年還告誡其孫輩：（舜水先生的）“片言隻字，皆藏而寶護之，凡吾子孫，當敬之如神明，其有淪落喪失者非吾子孫。”
朱之瑜對其他幾位近身弟子也盡心盡力，愛撫備至。他見下川三省“溫存淳謹”，“撫之如慈母，督之如嚴父”。學生五十川剛伯學有基礎，朱之瑜怕他“讀書難入易出”，鼓勵他不要虛費韶華，更上一層樓。服部其衷初投朱之瑜門下，因思鄉不安心學習，朱之瑜既不急促，也不爲他祚病所惑， 嚴格要求，一個月後服部其衷學業大進，和老師的感情也日厚篤深。朱之瑜在日本從事教育20餘年，其間，或執弟子禮，或從其質疑問學的學生遠不止上述幾位。學有成就的，還有林春信、佐左宗淳、人見傳等人。
後來的日本學者評價說：“天佑以還，儒學以經世治民爲要道，不務空理虛論，皆舜水所賜也……不惟後來明治維新受此良好之影響，即於朱氏學說本身發揚而光大之，其功亦偉矣！”梁啓超在評論朱舜水時也說：“中國儒學化爲日本道德基礎，也可以說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極爲高尚嚴峻，所以日本知識階層受其感化最深。”
李歸唐育才觀點朱之瑜在教育方面的特點是視中外爲一體，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爲樂。他僑居日本20多年，接受的弟子不斷增加，並曾公開講學。他向日本弟子表示，“不佞於仲夏四國，本來一體爲親，凡遇英才，樂於獎進，”門弟子今井弘濟和安積覺所撰《舜水先生行實》，記載了日本的碩儒和學生，時常登門求教，以及朱之瑜相與“討論講習，善誘以道”的情景。在講學中他一方面肯定日本“才賢秀出”，可以爲孔、顏，爲堯舜；另一方面，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聖（儒）教未興，存在問題。依他看來，日本建國的大本在於敬教勸學，施政方面當務之急在於興賢育才。他所提倡的忠君愛國思想，對於日本後來“尊王一統”的事業有一定的影響。
朱之瑜“自幼食貧”，多能“鄙事”。他傳藝傳道，誨人不倦，又以“開物成務，經邦弘化”勉勵日本弟子，表達了他的育才觀點，關於教人之道，他認爲有一定不易者，有因人而施者。“學問之道，貴在實行”；“立志當如山，求師當如海”；這是一定不易者。因弟子“資性”之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並予以不同的啓示，這是因人而施者。他重躬行實踐，卻不廢讀書，因爲書能益人神智。對於讀書之法，他則認爲讀史應先於讀經；史書文義較淺，於事情又近，於事理吻合，讀之易懂。這些都表現了他着重實功、實用的精神。
李歸唐學術主張朱之瑜的學術博採衆家所長，常謂“千金之裘，非集於一狐之腋”，博通經史，最喜《資治通鑑》，長於《春秋》；道德上，主張忠君愛國，推崇蘇武、文天祥的偉大人格。正是這種不尚虛華的學風、紮實嚴謹的學問和剛直崇高的人格，他的學術於日本發揚光大，當時的日本學者以師事朱之瑜爲榮，比擬爲“七十子之事孔子”。他的學生遍佈日本，最著名的有歷史學家、《大日本史》的作者安東守約，日本儒學古學派的奠基人、江戶時代著名哲學家伊藤仁齋，德川家康的孫子、政治家、儒學“水戶學派”的始祖德川光國，江戶時代著名經學家山鹿素行、木下順齋等等。朱之瑜一生著述不甚多，但幾乎全在日本所撰，有《朱舜水先生文集》、《安南供役紀事》、《陽久述略》、《釋奠儀注》等等。
他論學問，以實用爲標準。所謂實用者，一曰有益於自己身心，二曰有益於社會。他說：“爲學之道，在於近裏着己，有益天下國家，不在掉弄虛脾，捕風捉影。……勿剽竊粉飾自號於人曰‘我儒者也’。處之危疑而弗能決，投之艱大而弗能勝，豈儒者哉？”他對明朝的八股取士深惡痛絕，認爲“明朝以制義舉士，初時功令猶嚴，後來數十年間，大失祖宗設科本旨。主司以時文得官，典試以時文取士，競標新豔，何取淵源。父之訓子，師之教弟，獵採詞華，埋頭譁嗶，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窮年皓首，惟以剽竊爲工，掇取青紫爲志，誰復知讀書之義哉！既而不知讀書，則奔競門開，廉恥道喪官以錢得，政以賄成，豈復識忠君愛國，出治臨民！”他還嫺習藝事，有巧思，“嘗爲德川光國作《學宮圖說》，圖成，模之以木，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樑機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舜水親指授之，及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乃畢。光國欲作石橋，舜水授梓人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此外，器物衣冠，由舜水繪圖教制者甚多。”他在日本雖受人崇拜，但他敢批評日本人心胸狹隘、“量窄意偏”，日後必爲中華之禍，“不佞視貴國人，……嘗怪周虓，量窄意偏，……所以此念灰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