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文學批評專著《典論·論文》

在現實的學習、工作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論文吧，論文一般由題名、作者、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和附錄等部分組成。還是對論文一籌莫展嗎？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第一部文學批評專著《典論·論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典論·論文》

曹丕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徵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參考譯文

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兩人文才相當，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輕視傅毅，他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中說："傅武仲因爲能寫文章當了蘭臺令史的官職，（但是卻）下筆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總是善於看到自己的優點，然而文章不是隻有一種體裁，很少有人各種體裁都擅長的，因此各人總是以自己所擅長的輕視別人所不擅長的，鄉里俗話說："家中有一把破掃帚，也會看它價值千金。"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當今的文人，（也不過）只有魯人孔融孔文舉、廣陵人陳琳陳孔璋、山陽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幹徐偉長、陳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應暘應德璉、東平人劉楨劉公幹等七人。這"七子"，於學問（可以說）是（兼收幷蓄）沒有什麼遺漏的，於文辭是（自鑄偉辭）沒有借用別人的，（在文壇上）都各自像騏驥千里奔馳，並駕齊驅，要叫他們互相欽服，也實在是困難了。我審察自己（之才，以爲有能力）以衡量別人，所以能夠免於（文人相輕）這種拖累，而寫作這篇論文。

王粲擅長於辭賦，徐幹（文章）不時有齊人的（舒緩）習氣，然而也是與王粲相匹敵的。如王粲的《初征賦》、《登樓賦》、《槐賦》、《徵思賦》，徐幹的《玄猿賦》、《漏卮賦》、《圓扇賦》、《橘賦》，雖是張衡、蔡邕也是超不過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卻不能與此相稱。陳琳和阮瑀的章、表、書、記（幾種體裁的文章）是當今特出的。應暘（文章）平和但（氣勢）不夠雄壯，劉楨（文章氣勢）雄壯但（文理）不夠細密。孔融風韻氣度高雅超俗，有過人之處，然而不善立論，詞采勝過說理，甚至於夾雜着玩笑戲弄之辭。至於說他所擅長的（體裁），是（可以歸入）揚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輕視今人，崇尚名聲，不重實際，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總以爲自己賢能。

大凡文章（用文辭表達內容）的本質是共同的，而具體（體裁和形式）的末節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駁議適宜文雅，書信、論說適宜說理，銘文、誄文崇尚事實，詩歌、賦體應該華美。這四種科目文體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長各種體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氣"爲主導的，氣又有清氣和濁氣兩種，不是可以出力氣就能獲得的。用音樂來作比喻，音樂的曲調節奏有同一的衡量標準，但是運氣行聲不會一樣整齊，平時的技巧也有優劣之差，雖是父親和兄長，也不能傳授給兒子和弟弟。

文章是關係到治理國家的偉大功業，是可以流傳後世而不朽的盛大事業。人的年齡壽夭有時間的限制，榮譽歡樂也只能終於一身，二者都終止於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樣永久流傳，沒有窮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於寫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見表現在文章書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辭，也不必託高官的權勢，而聲名自然能流傳後世。

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顯達而製作了《禮》，（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業，（周公）不因顯達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輕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陰，這是懼怕時間已經流逝過去罷了。多數人都不願努力，貧窮的則害怕飢寒之迫，富貴的則沉湎於安逸之樂，於是只知經營眼前的事務，而放棄能流傳千載的功業，太陽和月亮在天上流轉移動，而人的身體狀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間就與萬物一樣變遷老死，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經去世了，只有徐幹著有《中論》，成爲一家之言。

《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文學專論，作者曹丕即魏文帝。《典論》是他在建安後期爲魏太子時所撰的一部政治、社會、道德、文化論集。全書由多篇專文組成。《論文》是其中的一篇《典論·論文》是魏文帝曹丕所寫的二十篇文章之一，按照"子"書的形式寫成，是曹丕關於國家大事一系列的問題的論文總集。但是很可惜，這二十篇文章到現在大多已經失散，只剩下殘章斷簡。而幸運的是，《論文》由於被南朝的蕭統選入了《昭明文選》而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相關評價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專題論文，在它之前出現的文學批評著述，或從一種體裁着眼，如《毛詩序》：或就某一部作品立論，如王逸的《楚辭章句序》，都不是從文學基本理論的角度來揭示帶有普遍意義的規律，範疇和命題的`。然而曹丕的《典論論文》全文雖然僅有六百餘字，但所論及的內容就已涉及到了文學批評的態度，文體風格特徵的區別，作家的才性與作品風格的關係以及文章的社會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重要的理論問題。《典論論文》所論及的問題雖有略引端緒，未及詳伸言辯的不足，但它所提出的問題對後世的文學批評產生的影響無疑是深遠的，成爲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一個重要標誌，也開啓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自覺的端倪。由於《典論論文》在中國文論史上佔有的地位十分重要，因而它也就爲歷來的文學史及文學批評史方面的研究者所矚目。從各個角度對該篇闡發文意或發掘其理論內含的專題研究可謂代不乏作。

《典論》一書二十篇，有人認爲“是曹丕做太子時寫成的一部具有政策性的理論著作，意即曹魏一代制定國策所必須遵循的法典。”這種看法值得辯析之處在於曹丕於建安二十二年（217）立爲太子，《典論》成書當在本年，但全書並非一時書寫，據此推算，說《典論》是曹丕爲太子時所寫，恐不準確。那麼，曹丕在身爲太子之前僅以一王子的身份，上有漢天子，下有乃父曹操在國位，他能否制定國策法典，這是得懷疑的。另外，《典論》一書既有政治性的論文，也有記敘性的散文，像《論文》這樣的篇章乃是探討藝術理論問題的作品，顯然不能上升到國策法典的地位去對待。所以，按今人的眼光來衡量，把《典論》一書看作一部綜合性的理論著作是較爲合適的。《典論》一書名稱的取定，恐怕就能反映出該書的性質及作者的寫作目的。“典者，常也，法也。”曹丕既稱該書爲《典論》，也即有取其不刊之論的意思。

曹丕把《典論》一書頒示於人其子魏明帝曹睿又又在他死後將該書刻石立於廟門及太學，將其與“石經”並列，表明在曹丕父子的心目中把《典論》一書視爲“不朽之格言”的經典著作，其地位堪與儒家經書相比並。同時也表明曹丕作此書的目的，顯然是出於“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欲以“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承載文名，永垂後世。這不僅從曹睿又刻石以傳乃父聲名的具體措施上得到了印證，而且曹丕本人對此也曾有過明確的表白。

《典論》是一部“成一家之言”的理論著作，其性質爲“不朽之格言”，其地位被當時的統治者視爲堪與儒家經書相比並的經典性立言之作，而作者曹丕撰述此書的目的也正在於欲藉此傳播自己的文名於後世，實現人生不朽的意願。然而《論文》作爲《典論》一書總結文壇創作經驗，探討文學內部規律諸方面問題的批評專論，其本身又有專門的論說題旨。

作者寫《論文》意圖是什麼，然而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既往的研究者們依照各自的理解見仁見智，以致形成了多種說法。有人認爲《典論論文》是爲了解決“文人相輕”的弊端而作的；有人認爲《論文》一篇重在評論建安七子的創作特點，指陳其優劣所在；還有人認爲該篇的論文宗旨在於探索並企圖解決關於文學批評，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問題；也有人着眼於《典論論文》作家及作品風格的評論，認爲該篇是企圖總結當時創作長短內在原因的一篇最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論。類似的看法還有許多。總之，可以把它們分成三種類型的意見：第一類是認爲本文的論說中心是有感於文人相輕的弊病而發，因而解決文人相輕的痼疾，是作者寫作本文的真實意圖，也是本文的中心議題。第二類意見着眼文中評論建安文人文章得失的內容，以作家評論爲本文的寫作宗旨；第三類意見認爲文章是泛論各種文學理論問題的，因而把它視爲綜合論文的理論文章，這三類意見各有道理，因爲它們都是着眼本文各段文字的文意，從不同角度分析該得出的有據之論。

進而可以探得曹丕懷有怎樣的動機，以怎樣的態度，選取怎樣的視角來對時人的創作加以總結並從中闡述一些對文學的規律性的認識的。對此，應該結合建安時代的社會背景及文壇創作的情況來加以研究。建安時期是“文學自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繼先秦諸子散文，漢代辭賦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之後，又迎來了五言詩的高度繁榮。建安文學獲得繁榮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文學史研究者們每當論及這個問題時，都會指出君主的提倡和率先垂範，是促使建安文壇活躍的一個重要的推動力這樣一個歷史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