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難句解析練習題
１、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如題目所示，寫的是兩個天地的生活，兩個生活環境的變化。對百草園有這樣一句敘述：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
“似乎確鑿”或者會被指爲不合邏輯。然而，這是魯迅特意使用的；如此用法在別的作品裏也出現過，比如小說《孔乙己》的結末有云：“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的確死了”是說孔乙己在他被打折了腿的困境中必死無疑，“大約”指的是並未得到確證或實信，全句意爲：估計孔乙己一定是死了。“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句，亦與此彷彿。“似乎”一詞，用來說明離開百草園已經多年（“連那最末次的相見也已隔了七八年”），恐怕記憶不真；“確鑿只有一些野草”，用來表述百草園留在記憶裏的印象確實如此。這樣說，沒有什麼違反邏輯之處，正像“諸事齊備只欠東風”的說法並不受邏輯的指摘一樣。
既然在記憶裏它“只有一些野草”，並沒有引人入勝之處，爲什麼又說“那時卻是我的樂園”呢？
這裏，千萬不要看漏了“那時”兩字。“那時”自然是童年時期。但是，我們如果據此說，從兒童的眼光來看，百草園是富於生活樂趣的，那不免是一偏之見。讓今天的兒童到百草園去，大約不會感到樂了。百草園之所以成爲“我的樂園”，就因爲“那時”是魯迅的孩提時代。“我出世的時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那時，按照“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忽然想到》）在這種狀況下，宅子的後面有個百草園，雖則是荒園，也就成爲幼年魯迅流連忘返的樂園了。
百草園，“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是下文所作的描寫裏，還敘及見到過不少昆蟲，還有飛鳥。“只有一些野草”之說，是否失之於偏狹了呢？不是的。所謂百草，是相對於百花而言的，這個園原是荒園，只是任其生長野草，並不種植花木，更無名花異卉，因此不以花園爲名，而稱之爲百草園。至於園內有昆蟲飛鳥，那是流動出沒其間，並非固定不變的。說它“只有一些野草”，示其不植花木，說明荒園的特點而已。
２、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
關於這篇散文里長媽媽講的美女蛇的故事應當怎樣理解，曾有種種說法，大別之，則可分爲無寓意、有寓意兩類。有的研究文章說，它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童年事情的記實，記長媽媽用一個迷信故事來嚇唬小孩，好讓他不要到“長的草裏”去玩。如果真是這樣實敘“嚇唬”，何以寫了三個自然段、四百多字，佔了寫百草園那部分文字的三分之一？魯迅惜墨如金，該不會把文筆花在這樣的枝蔓上吧。有的研究者認爲故事有“深刻的寓意”，說：“這個故事給他很深的印象，啓發他認識‘做人之險’。這都是從童年的心理寫出的，與後面對照，突出了給他深刻印象和教益的，是勞動人民講的民間故事傳說，而不是書中的封建教條。”教益何在？據說是在於它“包含了與人民爲敵的妖魔鬼怪是會披上漂亮的僞裝來害人的這樣一個深刻的寓意”。但又說，美女蛇之終於未見，說明着“‘教訓’也不可靠”。（上海師大中文系編寫組：《魯迅作品教學參考資料》第１９８頁、第２０２頁，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如此一來，“深刻的寓意”有也若無，那末這個故事又何必寫進去呢？說者曰：“‘飛蜈蚣’得不到，‘教訓’也不可靠，這對前述故事中的迷信成分含有批判之意。”（見前書第２０２、２０３頁）說“深刻的寓意”在於批判“迷信成分”，固然不失爲一種見解，可惜這位研究者又自己否定了：“童年的魯迅還不可能對之進行正確的分析和批判，這樣做也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們當然不會強令“童年的魯迅”進行什麼“正確的分析和批判”，但是既然“這樣做也不是本文的任務”，魯迅又怎麼會把批判迷信的“深刻寓意”貫注於本文之中呢？搜尋寓意，結果未能自圓其說。
我們不必從美女蛇故事本身去研究它的寓意，而應當從魯迅何以要把長媽媽講美女蛇故事記在回憶性散文裏來作探索。長媽媽不識字，當然沒有看過什麼書，但她把聽來的故事，講給童年的魯迅聽，而入塾以後的魯迅，極想了解“怪哉”的來歷，塾師卻怒而不說。這是一個對比：三味書屋只讓學生讀四書五經，連古書上有記載的“怪哉”故事也不許問，由此反襯出不識字的長媽媽倒是懂得小孩子好聽故事的心理的。
自然，長媽媽所講的故事，並不見得有多少積極意義。不僅美女蛇故事，《阿長和 〈山海經〉》裏所記的故事也是如此。魯迅只是挑一個與本文記載的百草園、三味書屋有關的寫在這裏罷了。然而，長媽媽所知道的，無非是這樣的東西，我們又何能苛求？若說美女蛇故事有消極成份，則“怪哉”還有因果報應呢，魯迅卻輯入了《古小說鉤沉》。是的，《古小說鉤沉》是輯錄小說研究史料的書，並非兒童讀物，而《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閱讀對象要比《古小說鉤沉》寬得多。但是魯迅已經說了：“我們那時有什麼可看呢”（《二十四孝圖》），我們可以仿此而說：魯迅那時有什麼故事可聽呢？——我們看魯迅介紹百草園的時候，不能忽略“那時卻是我的樂園”，在看四百多字的美女蛇故事時，也同樣不能忽略那時“長媽媽曾經講給我一個故事聽”。研究者不可忽略具體的時間、地點和人物。
３、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三味書屋的塾師，在散文中不書姓名，只稱“先生”。介紹這位先生時，說：“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
根據這“極方正，質樸，博學”幾個字，有一些人判定這先生爲“維護封建教育制度的腐儒”，並被指爲用的是“反語”。如果真是“反語”，我們就得問一問：這是誰使用的“反語”？依文章看，不外乎兩者：一是魯迅“聽到”別人用，因此也這樣記了下來。然而，記下別人的“反語”，又不表示自己的態度，這種“反語”所要表達的正面意思該怎樣使讀者領會？二是魯迅自己在使用“反語”。可是借別人的評論來作自己的“反語”，也得有所暗示，否則讀者也難以明白。何況，對一位塾師，用“反語”進行諷刺，在當時也毫無忌諱，何以要曲折到令人看不出它的“反”來？我們知道，把魯迅的一些比較難理解的話，甚至把他的一些不合今之評論者意見的話，加上“反語”兩字，是極爲省力的做法，然而這樣做恰恰也“省力”地破壞了語言的表達功能。
不是反語，就是正面的說法，於是有人便從頌揚的角度來理解。鄙見以爲，頌揚自然是有一些的，但並不完全是頌揚。我們不能以今例古，把這句話理解爲政治品質、道德作風、學識之美的崇高規範。魯迅聞之於別人，也許別人是有如此歸美之意，但魯迅使用時，卻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來說的。
先看“方正”一詞。這個詞，與明初的方孝孺有點關係。明太祖在位時，方孝孺被蜀王世子聘爲師傅，講的都是儒學。蜀王把他的書室題作“正學”，所以後人稱他爲“方正學”。明成祖奪了皇帝位，方孝孺不肯爲他草擬詔書，結果被殺，還連誅十族。方孝孺的方正，特點也就是硬氣到迂不可及的程度。
說及方孝孺的方正，當然不是說凡以方正論人必與方孝孺相同。但人們使用這個詞時，也總是包含了“方正學”中的某一意思，比如“不知圓通”之義，或者還有謹守規矩之類的意義。
魯迅使用的“方正”，並非褒義詞，當然也不是貶義詞，而是中性詞。
“質樸”之有褒義，是不必懷疑的。
“博學”，一般說，自然是學識豐富之謂。但因人們所“博”的“學”各不相同，未必全有稱譽的意思。魯迅說：“前清時代，一個塾師能夠不查他的祕本，空手點完了‘四書’，在鄉下就要算一位大學者。”（《花邊文學.點句的難》三味書屋塾師博學之稱，原因亦不會超出“空手點完了‘四書’”之類。
即使如此，這樣的塾師在當時已經是不可多得了。我們固不應誣之以惡，也不該隨便加上溢美之詞。
４、我們便對着那扁和鹿行禮。
這句話只是告訴我們：入學時行禮如儀而又別無一物。“扁和鹿”本是書房中間的陳設，並非專備學生行禮而設。因此，就不能說，這幅畫是用來代替“孔子牌位”、教育學生求祿的。這樣的教育內容未必沒有，但不在這幅畫上。把這畫看作專門教具，乃是出於某些評論者的想象。
總之，我們不必對此去探求什麼微言大義。這是一篇回憶性散文，魯迅不能任意變易事實，只能從記憶裏抄出來，如實敘說。也許有人要問：散文也有取捨，魯迅爲什麼對這些東西取而不捨呢？答曰：魯迅要寫出清末的書塾生活，略去了這些東西，也就減弱了對書塾生活的寫實了。
５、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
在三味書屋裏，學生唸書的時候，“先生自己也念書”。文中記下的是“鐵如意，指揮倜儻……”幾句。魯迅緊接着寫道：“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
原先大家都不知道這位塾師讀的是什麼文章，近年纔有人查出，是清末劉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崗賦》，編入江蘇江陰南菁書院出版的《清嘉集初編》。於是，就有人探究這一篇是否稱得上“極好的文章”。也就是說，魯迅在這裏有沒有諷刺的意思。
有的同志認爲，“先生”不讀八股，而讀辭賦，可見他漠視利祿。
有的同志發出駁難，說：“他讀的律賦，雖不是清代規定的科舉試體，卻曾是唐代的考試項目。更重要的是，所謂‘豪情勝概’，不過是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李克用，在爭權奪利的混戰中凱旋而歸時的得意忘形的情景罷了，有什麼值得欣賞的呢？……他對這樣的語句如此神往心醉，怎麼能說明他對功名富貴全然不放在心上呢？”（孫慎之：《讀〈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瑣記》，見山東師院聊城分院中文系編《魯迅作品教學初探》第２５９頁，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這種駁難，未免責之過苛。就說律賦是“唐代的考試項目”吧，我們很難相信清末的寒儒讀了律賦準備去應唐代的考試。如果說，在這一點上要注意不把清末當作唐朝，那麼在另一點上則要避免把清末看成現代。清末有人寫了李克用在唐末“爭權奪利的混戰中凱旋”、置酒高會，就要一筆抹煞這樣的作品嗎？老塾師對劉翰的賦讀得入神，就判定他有“立場感情”問題，恐怕是以今天的要求來苛責前人吧。要知道那時中國連《天演論》也尚未出版呢。
“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是就“先生讀書入神”而言的，不必把它看作諷刺語，也不必把它看成讚揚語，總之，我們不必看得太實。
６、畫的成績卻不少了。
這些話，寫出了封建教育不能束縛住兒童的興趣愛好。
影寫繡像之外，“有幾個便用紙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戲”。這些，當然令人想到前文記敘的溜到書塾的一個小園裏去“捉了蒼蠅喂螞蟻”。然而這種不是遊戲的遊戲，卻被稱爲小園裏的“最好的工作”。書塾裏偷得片刻閒暇，卻只有這樣的活動，豈不使人搖頭！相比之下，室內的影寫繡像、做指戲便是“滿足他幼稚的愛美的天性”（《二十四孝圖》）的行爲了。
魯迅寫這一些，也如同《二十四孝圖》裏所說，如此“回憶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乃是“給我們記逝的韶光一個悲哀的弔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