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哪個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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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是哪個朝代

王充（公元27年—約公元97年），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戰鬥的無神論者。字仲任，漢族，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王充年少時就成了孤兒，鄉里人都稱讚他對母親很孝順。後來到京城，進太學學習，拜班彪爲師。

王充以道家的自然無爲爲立論宗旨，以“天”爲天道觀的最高範疇。以“氣”爲核心範疇，由元氣、精氣、和氣等自然氣化構成了龐大的宇宙生成模式，與天人感應論形成對立之勢。其在主張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學等方面彰顯了道家的特質。他以事實驗證言論，彌補了道家空說無着的缺陷。是漢代道家思想的重要傳承者與發展者。

王充思想雖屬於道家卻與先秦的老莊思想有嚴格的區別，雖是漢代道家思想的主張者但卻與漢初王朝所標榜的“黃老之學”以及西漢末葉民間流行的道教均不同。《論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國歷史上一部不朽的唯物主義哲學著作。

人物簡介

王充喜歡博覽羣書，但是不死記章句。小時候家裏窮沒有書，經常去逛洛陽集市上的書店，閱讀那裏所賣的書，看一遍就能夠背誦，於是精通了百家之言。後來回到鄉里，住在家裏教書。會稽郡徵聘他爲功曹，因爲多次和上級爭論，和上級不合而辭職離開。

他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後卻又得出實在的結論。他認爲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家的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絕一切慶賀、弔喪等禮節，窗戶、牆壁都放着刀和筆。寫作了《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了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其中《訂鬼》已是中學課文。訂正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對鬼的認識。

刺史董勤徵聘他爲從事，改任治中，自己辭職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即漢章帝）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徵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徵聘他，因爲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體力和腦力都衰弱了，於是寫作了《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慾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家中。

家族顯赫

王充祖籍是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後。元城王氏在西漢時期極爲風光，自開基始祖王賀始，王氏一門內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將軍及各級官吏，一時間，元城王氏勢齊雲霄，榮耀非凡。到了王莽時候，廢漢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頂峯，成爲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隨着王莽政權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勢力急劇膨脹時期開始顯達。“幾世嘗從軍有功”，驍勇善戰，後被封到會稽陽亭（具體位置及轄域現已不可考，一說湖州，一說義烏），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趙之地遷居秀水江南。

有封邑奉養、有爵位功勳，加上朝中有人廕庇，遷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爲當地一方大戶。可惜好景不長，長期以來養成的豪門習氣改變了這個家族的命運，王充祖上丟掉了爵位和封地，成爲以農桑爲業的普通人家，家族也從此走向衰落。

燕趙之地向來風行任俠鬥氣，由河北南遷而來的王氏家族也還保留着這種彪悍的作風，軍功起家使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平日裏飛揚跋扈，仗勢凌人，鄉親們敢怒不敢言。在家道破落之後也不知道收斂，依舊橫行鄉里，遇到災荒之年，又幹些殺人越貨的勾當，結果仇家越來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終日。至王充祖父王汛的時候，正逢上西漢末年天下大亂，官府已不再幹涉民間用武力解決私怨，爲了躲避仇家的抓捕，他丟棄幾近精光的祖業，率全家由會稽陽亭遷居到會稽錢塘縣（今浙江杭州），靠經商餬口。王充父輩有二人：長子王蒙，次子王誦，王誦即王充的父親。搬到錢塘縣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鬥氣逞勇比其先輩有過之而無不及，到處欺負別人，大耍無賴，後來與當地一個丁姓豪強結怨。幾番爭鬥下來吃了不少虧，遂又舉家倉皇出逃，落戶上虞章鎮。

爲了講述自己的家族淵源，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順帶記載了祖上的這些不光彩行徑，本意是爲了凸顯自己出身貧賤，“宗祖無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時印證自己“疾虛妄”而稟實言之的人生信條，結果卻遭到了很多人的誤解。史學家劉知幾認爲這不合綱常，斥王充爲“三千之罪人”，怎麼能自抖家醜呢？後人也多有詬病，“歷詆其祖父之惡，恐難稱孝”。意思是，別人都可以記，就是你王充不能記！但王充偏偏這樣做了！在那個做出孝道就可以揚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時代，王充反其道而行之，不爲祖上諱，其特立獨行可見一斑。

在王家遷居上虞後不久，王誦迎來了長子的誕生，他就是王充。而此時王家已十分窮困，“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王充十歲左右時候父親去世，成爲孤兒，家族頂樑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趨殘破。

元氣自然論

元氣自然論”是王充思想體系的核心，主要由元氣和自然兩個元素構成。元氣是世界的基源，元氣論是對於萬事萬物，包括對人的形成及其變化依據的思考。自然即指自然、社會現象及其過程是客觀的，具有必然性、自發性。自然論是王充思想的基礎。王充認爲事物運動的源動力在“元氣”本身，而非外部因素使然，故以“氣”爲基礎，王充對萬事萬物做出了自己的解釋。

王充認爲，天地之間存在“氣”，萬事萬物皆由“氣”構成，“氣”的運動導致了萬事萬物的生成與變化。“天”、“地”和“氣”都是無意識的存在，天地通過“氣”對萬物（包括人）產生的影響也都是自然的。“氣”的本質是特定的、不變的，而“氣”狀態又是不斷運動變化的。在“氣”本源性這個意義上來講，“氣”又稱爲“元氣”（元，開始之意）。“元氣被認爲是天地由以產生的原始的氣。”王充對這一概念作了系統深入的闡發，認爲氣是物質性的、基礎性的、永恆的和自然無爲的。《四諱篇》雲：“元氣，天地之精微也。”“元氣”是天地之間較爲精微的一種氣，天地通過“元氣”來衍生出萬物，萬物在“氣”的不斷運動中產生，人的產生也是在天地“氣”運動的結果：“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就像是夫婦之間的陰陽交合之“氣”產生孩子一樣。“元氣”化生萬物，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唯一本源。然而萬物皆不同，從根本上說是因稟受元氣的厚薄粗精不同，因而其形體和屬性也存在有巨大的差異。人與其他萬物相比，更是地位高貴，表現在人有知識和智慧，是因爲人稟受的“元氣”比較厚渥，王充將之稱爲“精氣”“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人是由最精細的、帶有精神屬性的精氣所構成。

王充的自然論強調：一切事物的.產生都是一種自然的過程，一切事物的變化都是自發的、客觀的、必然的，從而反對董仲舒所宣揚的天有意識地創造人類、創造世界萬物的主張，反對天有意降下祥瑞與災異，並指出其荒謬性。他認爲這些是不符合自然規律王充將“氣”視爲萬物發展變化的原因和動力，認爲自然中的各種現象是“氣”自然作用的結果，事物稟“氣”的厚薄決定着事物的好壞，延及萬物之中的人類，人稟“氣”的厚薄決定了人“命”的死生壽夭、富貴貧賤“氣”是無形的、流動的、看不見的，對於各種事物現象之間的聯繫，王充處於當時的境地並不能做出清晰的詳細的解釋，但他用“氣”的概念解釋這些尚末認知的事物的本質聯繫，來籠統地說明所有問題。王充的元氣論，對萬事萬物，包括人的生成變化做出了自己的解釋，併成爲他解讀人類社會現象的出發點，在王充的思想體系中佔據着基礎性的地位。

無神論

王充思想的一個基本點是強調世界的物質性。王充認爲，無形的“元氣”和有形的物體構成了整個世界，人和萬事萬物都是稟受“氣”而產生。《辨祟篇》雲：“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人也屬於“物”的一種，但人是有智慧的“物”，這種智慧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精神。王充指出，人既然是稟“氣”而生，而“氣”分爲陰陽，故形體由陰氣產生，精神由陽氣產生：“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構成人精神的“氣”，被稱爲“精氣”。一旦人死，精氣就會消散，不會再產生精神現象。人的精氣在於人的身體之中，就好比“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物質載體不在，精神安在？鑑於精神對形體的依賴性，王充認爲人死後精神亦不復存在，人變爲鬼神的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稟受精氣而生，能夠成爲精氣的是血脈。人死之後了血脈就會枯竭，血脈枯竭而精氣就不存在，精氣不存在而形體就腐朽，形體腐朽就會化成灰土，又怎麼能變成鬼呢？

王充認爲，在“氣”和“物”的基礎上發生和存在着人的精神現象。“氣”構成了人的形體，人的形體因而發生了精神現象，人一旦死去，精神現象也就隨之消亡，不復存在。王充以人死如火滅爲喻，來說明人肉體的存在是精神存在的前提，人死之後，就不會存在不滅的精神，更不會存在鬼去影響到現實中的人在批判鬼神論荒謬的同時，王充也提出了這樣一種認識：鬼神的產生是人生病而精神錯亂或者思念鬱結所致：“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王充反對漢代流行的神學目的論，反對有人格神的存在安排着世間萬物的命運。他試圖尋找一種新的物質來解釋甚至替代人格神非凡的超人性，但由於歷史侷限性的存在，王充難以給出科學的解釋，最終不得不走向了另一種神祕主義——“命”。

認知論

在《論衡》中，王充對“知”即人的認識論有不少專門的論述。《別通篇》雲：“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人有認知能力，可以獲得知識，從而產生力量。王充認爲，人應該利用和發揮自己的認知能力，獲得知識，擴大自身的認知範圍。認知的目的在於儘可能地認識各種事物的性質，但最終是要認識到事物內在的規律和本質，正如《實知篇》雲：“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王充所強調的“知”的內容，即“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天下之事強調人類的社會活動和社會現象，世間之物強調的是自然領域中的自然現象。也就是說，王充要認知的對象包括社會知識和自然知識。

王充對獲得“知”的途徑也有自己的認識和思考。王充堅持知識的客觀性，批判神祕主義先驗論，針對儒者說聖人生來就知曉一切的說法，王充指出，人的知識，並非生而知之，而是後天在與外部世界逐漸接觸的過程中學習認識到的。他列舉材料證明，聖人並非生而知之：“實者，聖賢不能性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聖人和普通人一樣，都要通過感官與外界接觸，通過了解外部事物而增長見識。王充認爲，人的知識只能通過後天的學習認識來獲得，這個過程，是“耳目”和“學問”相結合瞭解世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獲得了直接的感性經驗和他人的間接性經驗。“耳目”即感官所獲得的直接的感性經驗，通過對感性認識的梳理，人們能夠做到更深刻地認識事物：“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福禍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王充肯定“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即感官直接認識的重要性，但同時也指出，人不可能憑藉“耳目”認識一切事物。王充進一步提出，實際經驗雖是人們知識和技能的重要來源，但也還需要他人的間接經驗，即書本上的“學問”。所謂“學問”，指的是汲取他人已有的經驗，相對於“耳目”來說，這種認識事物的方式是間接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人的才智有高低之分，認識事物要通過學習，通過學習才能知道，不請教別人就不能認識事物。不學習就能感知，不問就能知曉，古往今來，這是沒有的事情。王充指出，“耳目”與“學問”相結合，就可以從外部世界獲得可靠的經驗。但僅僅靠經驗，形成的認識不一定是正確的，還必須對經驗進行理性思考，否則就容易被假象所迷惑。

王充還非常理性地認識到，由於條件的限制，人的認識能力是不可能認知切事物的，“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王充的這種認識和見解是相當深刻的王充還強調“效驗”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重要作用。所謂效驗，就是事實根據：“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在王充看來，只有經過效驗的檢驗，才能證實某種認知的正確性。王充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知爲力”的論斷，充分肯定了“知”也是一種力量。他認爲這種力量比體力要強大的多，能夠“成人之操，益人之知”，“練人之心，聰人之知”，使人的德行得到培養，人的知識得到增加，人心得到感化，人變得聰明。另外在政治上也能安定社會。這就是“知”的強大力量。

王充的認識論否定了聖人生而知曉萬事，強調了人可以通過自身的認知，獲得知識，瞭解周圍的世界，甚至靠“知”所產生的力量，增長自己的見識，安定社會。這是王充思想中較爲積極的一面，即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肯定人可以通過學習獲得知識，完善自己。王充“命定論”思想中的“性”之可教就是其認識論的體現。

歷史觀

王充指出了歷史進步的發展觀念。他認爲“今勝於古”，就是說現在的人們必定會比古代強，並且他還反對儒家的"是古非今”，認爲歷史的方法對現在並非有用。如王充在《治期篇》中指出：“昌必有衰，興必有廢。”歷史的治理方法放在當今未必管用，時代是進步的，要不新選擇正確的治理道路。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爲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據說古人總是勝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爲漢代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爲漢在“百代”之後。這種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人性說

王充認爲人性可分爲三等分別是善、無善無惡、惡，並且還指出人性是可以在後期的學習或者生活環境中得到改善的。他在《本性篇》中指出“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就是承認後天學習和環境對人性的作用，而且“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是可以改變的。

命定論

“命定論”是王充對人生命運問題的探究，內容包括人的死生壽天、富貴貧賤以及切遭遇。王充認爲，一切皆由“命”定，它並不是人力所能干預和改變的。這裏所謂的“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命定論”使人產生消極的處世態度與漢儒“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天人感應說殊途同歸。這也是後代研究者認爲命定論是王充思想最大侷限之原因所在。

王充雖然反對神學目的論，但他不瞭解造成吉凶禍福和貧富貴賤的社會原因，因而主張命定論，強調“命”的絕對權威，認爲“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而決定生死夭壽和貧富貴賤的命運，是由天和各種星象施氣造成的，“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甚至造成社會治亂的原因也取決於“時數”，而否認人的作用，“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爲力，只有聽憑命運的擺佈。在這裏，王充不僅遠遠落後於荀子，也不及墨子，甚至不如孔子。

王充的命定論思想主要集中在其著作《論衡》的《逢遇》《累害》《命祿》《氣壽》《命義》《偶會》諸篇。其出發點是批判當時社會上的讖緯、天人感應等學說即所謂的命定論思想的正宗，所謂命的“三科”是指壽命、遭命、隨命。行善得善是爲受命，也作壽，受命，正命；行善得惡是爲遭命，行惡得惡是爲隨命。這是兩漢命定論思想的正宗，融匯了天人感應，讖緯之學等內容並寫入白虎通。但在批判方法上陷入了唯心主義。

雖然王充不可能擺脫當時時代的侷限，用自然主義和直觀的觀察來描述世界，特別是在社會歷史觀上基本是唯心論的，其思想中存在着諸多的侷限性，但仍然達到了他的時代的最高水平，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致於後來的許多儒生對王充心有餘悸。

文學批評

王充針對當時文章寫作方面所存在的內容虛妄荒誕、追求辭藻華靡和復古模擬等問題，強調“真”是“美”的基礎，不真實的作品只有“虛美”而沒有真美。他主張，文章的內容必須真實，反對描寫虛妄的迷信內容；文章必須有補於世用，能夠起到積極的社會教育作用；強調文章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統一，做到外內表裏完全一致，既有翔實的內容，又有與之適應的形式；注重獨創精神，反對模擬抄襲；注重文章語言的口語化，反對古奧艱澀的文風。

王充對當時已辭賦爲主的正統文學的“華而不實，僞而不真”的文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並提出了不少進步的主張，如重視文章的實用價值、主張書面語言和口語的一致用明白曉暢的語言寫文章、要求文章創新反對模仿和因襲等觀點，這些進步的文學觀點與當時文壇上模擬因襲的不良傾向成了鮮明的對照，對魏晉以後的文藝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文學理論批評的遺產。

主要作品

王充生平著述有《譏俗》《政務》《養性》《論衡》。其中《譏俗》《政務》《養性》現已失傳。

《論衡》一書大約作成於漢章帝元和三年（86年），現存文章有85篇。

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主要集中的《論衡》的《實知篇》和《知實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