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文摘閱讀理解

通過讀書——仕進而成爲官僚士大夫，這是自漢代以來形成的重要的中國文化傳統．漢代儒生讀書仕進之路的形成，除了是整個社會對儒家思想文化的要求外，與漢代儒生的自我改造也是密不可分的．客觀上講，由於先秦的儒生以學習六經、傳授知識爲主，在秦漢官僚政治社會裏是缺少從政的技能與本領的．爲了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走向仕途，他們就必須進行自我改造。以適應這個社會的需要．這個改造過程，實際上從漢初就已經開始，當時的幾位著名儒生，如陸賈、叔孫通、賈誼、晁錯、公孫弘，其思想和政治主張，已超出儒家學派的界域．漢武帝爲儒生們開啓了一條通向仕途之路，這在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是一件大事，這爲儒生們實現自己的治世理想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對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儒生們往往從書本出發，把現實社會理想化，其處世或議論常不免宏闊迂腐：而統治者則需要的是務實的治國人才。因此，一個儒生如何才能把自己通過經書學習而得到的文化知識變成政治智慧，是對他們的一個嚴峻考驗．漢武帝在當時雖號稱重儒，所重視的也不是那些腐儒，而是像董仲舒、公孫弘、兄寬那樣“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治”的儒家．

儒生和文吏在漢初屬於兩個不同的社會羣體，二者之間有着嚴格的區別．儒生有時侯可以稱之爲“文學”，而文吏之俗稱則爲“刀筆吏”．由王充在《論衡·程材》可知，即便是在東漢，世俗仍有輕儒生而高文吏的習氣。王充爲此而爲儒生抱不平，但在客觀上也說明，儒生在事功方面確有不如文吏之處，他們在走入仕途時必須要改造自己，在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的同時，一定要具有優秀的管理能力。真正由讀書出身而在政治上又居高位的優秀官僚，必須是二者的結合．據《宋書·百官下》：“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 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這四科當中，前兩項是對文化修養與道德操守的要求，後兩項是對管理才能的考量。事實也是如此，自漢以後的.儒生在中國的政治領域之所以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就是因爲他們經過了這樣的改造，符合以上四科的要求。可以看出，這一改造的過程也是與文吏融合的過程。

在漢代政治舞臺的較量中，經過自我改造的儒生最終打敗了文吏．之所以如此，除了漢代社會歷史發展的需要之外，文吏們缺少崇高的人文關懷是其最爲致命的缺陷。文吏們以商鞅、韓非的法家理論治國，排斥禮義、仁愛、孝悌等人文道德關懷，嚴刑峻法，刻薄少恩。由此而反觀儒生之從政，其意義不僅僅在於他們經過自我改造後也具備了吏治之才幹，而在於他們把儒家的人文關懷滲透到國家的政治管理當中。一個真正優秀的儒家出身的官吏，不僅要使其民能夠“安居樂業”，而且還 能夠做到“移風易俗”，其代表人物就是蜀守文翁。文翁的意義，不僅在於使蜀地人民安居樂業、移風易俗，爲漢代樹立了一個儒生出身的官吏的正面形象，而且還在於他的事蹟從深層次上說明了儒家士大夫政治所以優於法家文吏政治之處。它使得這個社會的官僚體系不是僅僅停留在事功的層面上，而是把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深深地融注其中，使這個士大夫官僚體系具有高尚的道德價值取向，從而建立了一個新的道器相通的政治文化模式。

(選自《新華文摘》2013年19期，有刪改)

6．對漢代“儒生打敗文吏”的原因表述不正確的一項是

A．文吏們雖在事功方面比儒生強，但缺少崇高的人文關懷。

B．朝廷令郡國限四科舉孝廉，引導了儒生自我改造的方向。

C．統治者需要的是務實的治國人才，文吏未通過嚴峻考驗。

D.儒生們能把儒家的人文關懷滲透到國家的政治管理當中。

7．下列關於漢初儒生的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項是

A．儒生在有自己的文化修養和道德操守的同時，還要具備優秀的管理能力。

B．儒生往往從書本出發，把現實社會理想化，處世或議論常不免宏闊迂腐。

C．儒生屬於與文吏有着嚴格區別的社會羣體，世俗有輕儒生高文吏的習氣。

D．很多儒生缺少把自己通過經書學習而得到的文化知識變成政治智慧的能力。

8．下列對原文內容的理解與分析，正確的一項是

A．儒生讀書仕進之路的形成，除社會原因外，儒生自我改造是根本原因。

B．稱儒生爲“文學”，稱文吏爲“刀筆吏”，表明了儒生地位高於文吏。

C．到漢代，儒家士大夫政治終於取代法家文吏政治，形成官僚士大夫體系。

D．蜀守文翁，做到了“安居樂業”“移風易俗”，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

參考答案：

6.C（漢初儒生不是“務實的治國人才”，需要經過嚴峻考驗。）

7.A（儒生走入仕途時才必須具備優秀的管理能力。）

8.D（A.“根本原因”錯。B.說法錯誤，“即便是在東漢，世俗仍有輕儒生而高文吏的習氣。”。C.“取代”說法有誤，而且儒生自我改造“這一改造的過程也是與文吏融合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