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教版選修《朋黨論》教學參考

一、教學要點

1.理解作者對朋黨的獨到見解以及這一觀點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2.學習文章層層對比，事、理結合，深入淺出，以理服人的論證方法。

3.體會文章語言的特點及其表達效果。

二、文章簡析

本文是歐陽修於慶曆四年(1044)寫給仁宗皇帝的一封奏章。當時，革新派范仲淹、杜衍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張，成爲歷史上有名的“慶曆新政”。以夏竦、呂夷簡爲首的保守派被彈劾罷職後，不甘心其政治上的失敗，廣造輿論，竭力攻擊、誹謗范仲淹等引用朋黨。其陷害忠賢的險惡用心，深爲歐陽修所洞察。在《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中，歐陽修一針見血地指出：“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爲駁斥保守派的攻擊，辨朋黨之誣，歐陽修寫了這篇《朋黨論》。據李燾《續資治通鑑》記載：“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爲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奸之不易。奸，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跡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

全文五個段落。

第一段，提出文章的中心觀點。文章先從社會發展的事實落筆，“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證明朋黨的存在有其歷史的依據，併爲下文徵引歷史事實打下伏筆，然後提出自己的觀點：“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那麼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之間有什麼樣的區別呢?作者用“同道”“同利”鮮明地概括出兩者的不同，使自己的觀點十分鮮明。

第二段進一步論述君子之朋和小人之朋的區別：君子是真朋，小人是僞朋。從本質上說明小人無朋。這一點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朋黨之說。這一段是在前一段基礎上的深入剖析。由於小人之朋是從利出發的，所以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假的;而君子之朋出於對道的共同追求，所以必然能“終始如一”，所以是真的。范仲淹說：“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上鑑辨之耳!”范仲淹所說的朋黨有正邪之別，也就是歐陽修所說的君子、小人之別。這是兩者共同之處，但歐陽修的認識則要更加深入，他指出了“道，，和“利，，是區分兩者的關鍵所在。並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小人是以‘‘利，，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利益相同則相結爲黨，見“利”則相互反目，“利’’盡則分道揚鑣;而君子是以“道”相互聯結，同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道永遠不變，則君子之黨永遠同心。自然得出“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論。

第三段廣泛列舉史實，證明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僞朋則國亡。這一段由上一段結尾的“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自然而來，呼應文章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從多角度列舉事例，論證十分有力。先列舉堯時退小人之朋而用君子之朋天下大治的例子，然後列舉舜用君子之朋而天下也大治的例子，這些是正面舉例;接着列舉紂因無朋而亡國、周武王因得君子之朋而國興的事例，這是正反對舉;最後再舉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和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事實，這是引用反面事實。作者或正，或反，或正反對比，反覆論證，論證極爲有力。

第四段在大量引用事實的基礎上，着重闡述迫害君子之朋則國亡，信用君子之朋則國興的道理。先緊接上文對紂、漢獻帝、唐昭宗等反面事實進行分析，得出皆“亂亡其國”的結論;然後再對舜被稱爲聖人和周能夠興國的原因進行分析，說明善於用君子之朋的重要。

最後一段收束全文，點明主旨。

本文是一篇富有戰鬥性的政論，歷來享有盛名，爲人稱道。它充分體現了歐陽修政論的風格和特點。其中有兩個特點特別鮮明：

(一)層層對比，事、理結合，深入淺出，以理服人。

此文是針對保守派的朋黨之誣，“緣事而發”，但作者並不因此而咄咄逼人，空發議論。而是以透闢的論述，翔實的論據，“折之至理，以服人心，’(蘇軾語)。全文自始至終運用了對比論證的藝術手法，逐層深入地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開頭第一句作者就針鋒相對、單刀直入地指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既切中時弊，又爲全文奠定了對比論證的基調。下文緊緊圍繞着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的區別步步展開：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小人無朋”是因其“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君子有朋’’是由於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小人以利害相交，必然見利忘義，利盡殘害。即使暫引以爲朋，也是“僞朋”，而君子重“道義”，講“忠信”，惜“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故君子之朋，才能“終始如一”，纔是“真朋”。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進而歸納出：“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作者逐步深入剖析的思路，而且感受到了對比手法鮮明的藝術效果。其中，“君子”與“小人”、“同道爲朋”與“同利爲朋”、“小人無朋”與“君子有朋”、小人之“僞朋”與君子之“真朋”，互相映照，相反相成，使讀者“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不能不爲其鞭辟入裏的論述而折服。在前一部分從事理上進行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從第三段起，作者引證史實，層層對比，進一步深入論證。“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作者列舉了從上古堯、舜之時直至唐之晚年各個朝代盛衰的大量歷史事實，緊扣國家興亡治亂與朋黨的密切關係，進行了反覆的對比。堯、舜、周武之時，用君子之朋，使天下大治，國家興旺;而紂、漢獻帝、唐昭宗之時，小人擅權，讒害忠賢，結果“皆亂亡其國”。這些鐵的事實、正與反的鮮明對比，無可辯駁地說明了“爲人君者”，只有辨君子與小人，親君子之朋，遠小人之朋，才能使天下大治的道理。事與理的結合，對比手法的反覆運用，起到了化深奧爲淺顯，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藝術效果。

(二)轉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運用，行文既紆徐有致，又富有氣勢。

面對保守派的誹謗，歐陽修的心情是十分激憤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富有憂患意識的政治家剛正不阿的戰鬥精神。同時，從其從容不迫、紆徐有致的說理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歐陽修沉着冷靜的大將風度。表現在其語言的運用、句式的選擇上。在對比論證中，作者多處運用了轉折句式。例如：“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然皆亂亡其國”。這一系列轉折句式的運用，不僅突出了對比的效果，而且使論述的筆調趨於舒緩，使文章既明白曉暢，又委婉而耐人尋味。這正是作者所推崇的所謂“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的風格。

同時，此文還多處運用了排比的句式，增加了文章政論的氣勢。如第四段，連用五個“莫如”，“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前三個“莫如’’用於排比，句式整齊，鏗鏘有力;後兩個“莫如”則見於散句之中，使句式整齊而富有變化，顯示出抑揚頓挫之美。轉折句和排比句的交相運用，使句式長短相問，錯落有致，行文時徐時疾，張弛有度，充分展現了歐陽修政論的藝術風格。

四、參考答案

1.先翻譯下列句子，然後說說哪一句是文章的主要觀點。

(1)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2)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3)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4)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5)夫興亡治亂之跡，爲人君者，可以鑑矣。

翻譯略，文章的主要觀點是(4)。

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分析：(1)從寫作目的的角度看。(2)從這些觀點相互之問的關係看。(3)從這些句子和有關段落及全文的結構關係看。

2.文章中有多個層次的對比，結合具體句子說說其中一兩處對比的作用。

文章無論是舉例還是說理都運用了對比，每一段都有對比。(參見文章簡析)

四、參考譯文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說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君主能辨識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大體說來，君子與君子，是由於共同的道義結成朋黨，小人與小人，是由於共同的利益結成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

然而臣又認爲小人沒有朋黨，只有君子纔有。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的是財物。當他們利益一致的時候，暫時互相勾結而爲朋黨，這種朋黨是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各自爭着想先得到，或者到了無利可圖而相互疏遠的時候，就反而互相殘害，即使他們的兄弟親戚也不能互相保全。所以臣認爲小人無朋黨，他們暫時爲朋黨，是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所堅守的是道義，所奉行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譽節操。用它們來修養品德，則彼此道義相同又能夠互相取長補短;用它們來治理國家，則能夠和衷共濟，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所以作爲君王，只要廢退小人的假朋黨，而任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國家就會大治。

堯的時候，小人共工、罐兜等四人結爲一個朋黨，君子則有八元和八愷共十六人結爲一個朋黨。舜輔佐堯，廢退四凶小人的朋黨，進用八元八愷君子的朋黨，堯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起在朝廷做官，互相尊重，互相謙讓，共計二十二人結爲一個朋黨，舜一一任用他們，天下也得以大治。《尚書》上說：“紂有無數個臣子，無數個臣子各懷着不同的心思;周有臣三千，卻只是一顆心。”紂的時候，億萬人心各不相同，可說是不成其爲朋黨了，然而紂卻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卻因此而興盛。東漢獻帝時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黨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黃巾軍起來，漢室大亂.這才悔悟，把黨人都予釋放，可是局面已經無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漸興起朋黨的說法，到昭宗時，把朝廷上的名臣都殺了，有的還被投到黃河裏，說是“這些人自稱清流，可以投他們到濁流裏去”。唐朝也即隨之滅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讓人人各懷異心不結朋黨的，沒有人趕得上紂;能禁止、斷絕賢能的人結爲朋黨的，沒有人趕得上漢獻帝;能誅殺清流朋黨的，沒有人趕得上唐昭宗時代。然而他們的國家都因此致亂而亡國。而彼此稱道讚美、推舉謙讓而自信不疑的，沒有人趕得上舜的二十二臣，舜也並不懷疑他們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後代的人並不譏諷舜被二十二人結成的朋黨所欺騙，反倒稱讚舜是耳聰目明的聖人，因爲他能辨識君子和小人啊。周武王時代，讓他的國內臣子三千人合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結爲朋黨的，從人數之多與規模之大都沒有趕得上週的，可是周卻因此而興盛，那是賢能的人雖然多也總覺得不滿足。

這些治亂興亡的史蹟，做君主的，可以借鑑。